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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大學演講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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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甘地紀館的講演 今天，很榮幸能受邀請來到這充滿「精神大國」──印度的傳統的甘地紀念館，並給我在這裏一個演講的機會。 貴館在這聖雄甘地終結其一生的地方，默默秉承其不滅的精神，同世界和未來宣弘。對此我深表萬二分的敬意。 去年秋天，我曾與來日訪問的館長，就彼此對自己師匠的回憶作過交談，其中暢談到由師匠傳給弟子的「精神的繼承」的問題。其實，今天二月十一日正是我的已故恩師戶田城聖創價學會第二代會長的生辰。 恩師生於一九○○年，與甘地（註：生於一八六九年）的年紀約相差三十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甘地在進行最後的獄中鬥爭的同時，我的恩師也因抗拒軍國主義而困在獄中。 恩師和甘地一樣，是個信念堅定的和平主義者、充滿慈愛的民眾指導者、獨具創意的歷史改革者。 我們現在推行的「和平」、「文化」和「教育」運動，正是秉承恩師的精神和行動。 恩師非常敬愛貴國，我知道他曾夢想有一天能踏足印度這大地，與印度的哲學家推心置腹地交談。 想到這裏，我亦萬感交集，彷彿與恩師兩人一同出席這會議。 在混沌的時代響起了「智慧之聲」 今天，我們正面對一個世紀也難得一次的重大變革期。常常說，世紀末總是有變動的。由戈爾巴喬夫為首推行的改革與新思維，帶領著歷史的流向，其聲勢如奔流般澎湃，甚至連他本身的新思維也被吞噬了。由柏林圍牆的崩潰至蘇聯的解體，這幾年間的變動，來得比所有歷史家所預測的遠遠的巨大。 結果，事實上明顯地看到渴求自由的民眾之聲再不受任何權力壓抑；另一方面，面對這樣的改變，令人不能否定，歷史已進入一個喪失了任何理念和指標，沒有海圖航行的時代。 這混沌情況愈是嚴重，使我愈覺得在這怒海狂濤中，更應從歷史的底流深處靜心恭聽聖雄甘地的說話。 預見蘇聯的解體 他曾說：「俄羅斯所發生的是個難解的謎。我深深的懷疑其實驗最後能否成功。即使表面上看似成功，可是成功的背後裏卻是暴力。在俄羅斯的影響下，印度人是極度不寬容的。」 這段話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甘地訪問病倒在瑞士的歷曼湖畔的羅曼羅蘭時，對羅蘭說的。當時，法西斯的軍隊將至，在很多人的心裏，都把俄國革命作為人類史上的希望之星，而這時布爾什維克政體的黑暗面(恐怖、暴力)還未公諸於世。 所以，和平主義者的羅蘭還認為自己具有「把甘地的革命和列寧的革命連在一起來推翻舊秩序，從而建立一個新的秩序」的使命，熱衷他的工作。 在那個資訊還不發達的時代，甘地憑著自己豐富的經驗看清布爾什維克政體的黑暗面(恐怖、暴力)。從這裹亦可看出他的先見性。 自從那個使蘇聯解體的決定性因素的八月政變失敗後不久，莫斯科廣場那座秘密警察的創設人──捷爾任斯基的銅像被民眾推倒和踐踏。看到這些報導，使我再痛感到甘地那種不被先入為主觀念影響、直看事物本質這了不起的地方。 且說，在這前所未有的充滿「戰爭」與「暴力」的世紀快將完結的今天，這位可稱為「人類至寶」的、「二十世紀奇蹟」的先哲，對於目標邁向無戰世界的我們來說，究竟要怎樣學習他的精神遺產呢？ 我個人方面想提出四點，就是「樂觀主義」、「實踐」、「民眾」和「總體性」。
樂觀主義 首先，第一點就是其透徹的「樂觀主義」，無論古今的偉大的政治家或哲學家，總之是有卓越成就的人物，毫不例外地他們都是樂觀主義者。不過，其中像甘地那麼正直地沿著自己的軌道生存下去就真是罕有。 他曾這樣說：「我始終是個樂觀主義者，這並不是我要證明正義是繁榮的，而是我抱著一個堅定的信念──最後正義一定會繁榮的。」在另一場合上，他又這樣說：「我的樂觀主義是基於發揮非暴力的、個人能力的無限可能性的信念上。」 從這段說話裏可看到，甘地的「樂觀主義」是絕對而不是相對的，亦即是說，他並不是以通過分析客觀情況的見地為根據的。他所相信的正義和非暴力，是出自徹底地洞察自己，從而無條件地在己心打下一個對人類的絕對信賴，這信念即使是死也不能奪去、也不能破壞的。 從這裏我觀察到常常返回自我而出發的、東方的演繹思想的精髓。 面對萬難仍處之泰然的境涯 由於這是無條件下的信念，故此其樂觀主義是永遠也沒有行不通的，只要不放棄自己信念之道，他的「樂觀主義」保證可得到無限的希望、展望和勝利的。 他告訴我們「在非暴力的世界裏是沒有失敗者的，相反，暴力最後帶來的卻總是失敗。」在這平和的說話中，我們感覺到一份無比的自信，這是發自本身控制自己內心的、精神的勝利之聲。 甘地克服過重重的困難、接受過無數的磨練，他的境涯猶如長空，即使他在獄中仍繼續絕食的抗議運動；即使在強權的法西斯面前，迫使他選擇暴力或非暴力；即使受加爾各答、孟加拉等各地發生的暴力抗爭事情困擾，都能處之泰然。 真正的非暴力者是「勇敢」的人 由於他有崇高的境涯，所以才標示出他的「樂觀主義」，同時亦能將非暴力這人類善性的極限發揮出來。即是說，這非暴力並不是從懦弱和卑屈產生的，而是堅強的、有勇氣的。我想甘地主義的精髓就在於把這精神告知民眾，使民眾取得共識。 如果歪曲了這原則，混入些容易受「懦弱」和「暴力」感染的成分，縱使取得短暫的成功，結果也異於甘地的主義。 羅曼羅蘭曾說：「他是個天生的宗教家、一個不可缺少的政治家」，對這樣的甘地來說，在他的生命裏，比起世間的成敗得失，最重要的還是取得作為真正人類的實證。 甘地這種達觀的生存態度，有時也令羅曼羅蘭、尼赫魯等未及這樣達觀的人不能理解。在短視的眼光來看，他所主張的「以非暴力來抵抗納粹黨」主張確是不切實際的理想論。 可是從長遠的角度和反觀戰後的歷史來看，我想我們應認同這「荒野的吶喊」──他在戰時一直主張的──只有以非暴力來實現自由和民主。在世紀末的今天，瀰漫看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和悲觀主義的情況下，我們更需要甘地這樣崇高的「樂觀主義」。 實踐 其次，甘地另一個給後世的遺產，就是「實踐」了。 綜觀他的一生，可以說是貫徹「實踐」的人。曾經有個婆羅門的人想勸他過冥想的生活，他卻幽默地答道：「對我來說，每天也努力希望到達被稱為靈魂解脫的天國，不過我認為沒有必要為此而隱居於洞穴：我時常都是擔著洞穴走路的。」而赤腳聖者這段逸事亦街知巷聞了。 如托爾斯泰等人，即使同是非暴力主義者，與甘地的活動相比，他們是遠遠及不上的。 有行動的、確信和心胸寬大的人 這裏所說的「實踐」，不是付出行動那麼簡單。如果只是身體的活動，動物也可以做到。毋寧說，動物比人類更不停的活動看。 所謂「實踐」，可以說是一種能力，由發自內在的善性下促成的意志，把要成就的事達成過來，同時熱誠地、謙虛地檢討過去自己的不足。 勇敢積極行動的他，也不會忘記以謙虛的姿勢面對現實，沒有半點自視自己才是唯一正統想法的心。 此外，抱著堅毅確信的他，這確信並不是以理論的整合性為根據，而是基於自己靈魂的深處，抱著一個大大地包容他人的心而產生的。 他說：「善這個東西，如蝸牛般的速度行動。」 在另一篇文章裏他又寫著「非暴力仿如生長緩慢的植物，它的成長雖很難看得到，但是實際上是確實的」。從有「實踐」的人的信條下流露出來的一番話，現在還具有千鈞之力。 與偏狹的急進主義者成對比的實踐 甘地這「實踐」形象，與那些二十世紀藉著強權的、急進主義者的革命家形象，成為強烈的對照。 雖然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奮不顧身地努力，但卻是獨善的、獨裁主義的，最後往往做成流血革命。例如布爾什維克主義就製造了一批這樣衝動的革命家。 俄國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在《日瓦戈醫生》中也對這急進主義理論作出嚴峻的鞭撻，文中指出急進主義的使徒們是「一群從來不知道人生之為何物，不曾感覺過人生的呼吸、人生的靈魂的傢伙。」 文豪泰戈爾的侄兒蘇米恩德拉那特．泰戈爾也患了像這可憐的病例。 這名青年曾經是甘地主義者，後來成為共產主義者。羅曼羅蘭在日記中記述了他滿懷強烈敵意去找甘地的情景。 那是一個悲劇：「高潔的理想主義者，極其真摯，準備為自己的信仰而犧牲一切的優秀青年，被捲進革命旋風中，使靈魂變得極為瘋狂。」 全能的合理主義是怪物 曾聽過有人說，隨看一九九一年的蘇聯崩潰，俄國人結束了法國革命。 從某種意義上，也許的確可以說，共產主義之死連繫著從法國革命到俄國革命傳承的近代合理的、急進主義的思想體系之死。甘地早就看穿了這種思想體系的「致命弱點」，他說過：「合理主義者值得佩服，但是合理主義主張全能時就變成令人毛骨聳然的怪物。」 正因為如此，我相信，點綴著甘地一生的漸進主義「實踐」形象，是無比寶貴：有還不滅的。 民眾之友、民眾之父 第三，理所當然的，提起甘地而不可忽略的是其「民眾」觀。 民主主義的今天，把民眾掛在嘴上的人多得很，然而，有多少人、多少領導者真正站在民眾一邊呢？說他們大都是巴結、利用民眾，而背地裏愚弄民眾，也並非過言吧！ 但，甘地是真正的民眾之「友」、民眾之「父」。他以全心全意投入民眾當中，以全身心與民眾同甘共苦，深入了解、把握民眾之心，其鞠躬盡瘁的一生確無愧於「聖雄」之名。 「這樣的非暴力大實驗，神為甚麼選擇了我這樣不完全的人呢？ 」甘地自問自答：「我想神是特意這麼做，神必須伺候貧乏、沉默、無知的大眾。要是選擇了完美的人，大眾就該絕望了吧！ 看見同樣有缺點的人向非暴力前進，大眾對自己的力量就能有信心。」 這種對民眾的愛情與同苦之情橫溢的姿勢，令我打從心底感動不已。 我們信奉的日蓮大聖人也是生在一個無名漁民家，他對這樣的出身很自豪，高高揭舉民眾佛法的旗幟。 民眾啊 ！ 強起來 甘地的「民眾」觀今我想起大乘佛教的菩薩道的真髓和難得之處。 不過，他的「民眾」觀不只有「慈母」──對於被欺凌的人們的愛情、同苦、憐憫??的一面。 同時還具有「慈父」一面，那就是讓民眾領會非暴力，從而把自己由「弱者」鍛煉成﹁強者」。 所以，甘地抱著「一個人可以做到的，萬人也可以做到。這是我一貫不變的信條，所以實驗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在野外進行的」這信念，毫不躊躇地投入民眾的海洋」。 所謂「一個人可以做到的」，不用說就是以「把人極限地完全淨化自己」為目標的、強者的非暴力行為。 把這非暴力行為的崇高理想──「萬人也可以做到」，訴諸民眾，不斷地高呼民眾要堅強起來：這樣大規模的、組織化的大眾運動，真是史無前例。 愛因斯坦稱讚甘地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天才」，而我認為把「我們時代」換成「人類史上」，也絕非過譽。 在眾多人的懷疑目光下仍毅然實行、取得燦然輝耀近代印度史的成果的「鹽的行進」的思想等，都充分發揮出他的天才。甘地的天才是出自他獨自的、透徹的「民眾」觀。 在他身邊，最了解這一點的人，就是盟友尼赫魯第一任總理。 他在代表作《印度的發現》中把甘地的出現喻為「一陣涼風」、「一道光明」，描繪得栩栩如生。 最大的禮物 其中，我注意的是甘地除去民眾心中的「烏黑的恐怖外衣」，「使民眾的心為之一變」的歷史事實。 從長年殖民統治所造成的對權力的恐懼，及隨之而來的卑屈、怯儒、失望等等軟弱中解放出來，正是邁向強者的第一步。 他的「自強不息」的激勵，也充分表現在這句話上：「善良必須伴之以知識，只善良並不怎麼有益。人必須具備伴隨精神勇氣與人格的識別力。」 因為善良與強大，有了賢明的保證才能發揮十全的力量。 尼赫魯把「不要畏懼」這一教訓視為甘地給印度民族最大禮物。 民眾不畏懼任何權威、權力之日，不正是民主時代的黎明之時嗎？因此，不限於印度，甘地的話作為整個地球上的民眾的禮物，將永遠不斷地增輝。 總體性 最後，想從文明論的觀點談談「總體性」。 一言以蔽之，西方主導型的近代文明的缺陷就在於一切方面都加深了﹁分裂」與「孤立」。 「人與宇宙」、「人與自然」、「個人與社會」、「民族與民族」，進而「善與惡」、「目的與手段」、「聖與俗」等等，一切都被分裂。其中，人被逼人「孤立化」。 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尊嚴的近代歷史，半頁是這種孤立的歷史。然而，無須贅言，甘地以整個人格、整個生命訴說的是與這樣的近代文明相反的主張。 誠然，全面接受他的文明批判，也許是過於極端的事。 宗教以道義滋潤社會萬般 但是，我認為無比寶貴的是甘地一句句話、一個個舉動渾然發散的一種世界感覺、宇宙感覺，也就是超越「分裂」與「孤立」、致力於「調和」與「融合」的「總體性」感觸。 這是甘地坦率地吐露如下心情而令我想到的── 「我不和全人類一體化，就無法過宗教生活，這因為我涉足政治而成。今天，人的一切活動都是不可分的全體。不能把人的工作完全區分為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純粹宗教的。我不知道游離於人的活動的宗教。宗教為其他所有的活動提供道義基礎。若缺少這基礎，人生會變成「「沒有意義的噪音與怒氣」」的迷宮。」 論點實在明快。 這種宗教觀，認為宗教和生活不可分開，與認為宗教乃人類活動之源泉的大乘佛教相契合。 聖雄好像是在說：政教分離是近代政治的原則，可是宗教未必單是人的內心私事，純粹的宗教性是可以滋潤人間社會。 與納拉揚的總體革命對話 我想起十三年前與甘地的高徒J．P．納拉揚的會見。 在恆河中游的田園城鎮巴特那的私邸，我訪問了他。當時彼此作了將近一個小時的談話，當時情景至今仍鮮明地印在腦海裏。 被納拉揚的「總體革命」觀點強烈吸引下，我直言問道：「關於『總體革命』，我以前也一直提倡。歸根到底，不是以個人的革命為基本，由此涉及政治、教育、文化等各個層面的變革嗎？ 」對此，納拉揚當即表示「完全贊成」。 當時他正在與病魔搏鬥，但聲調鏗鏘有力，不像是疾病纏身，使我感受到他雖經歷重重困難，但仍秉承甘地的精神。 距今三十年以前，預見到現代的「超思想體系時代」的美國思想家丹尼爾貝爾也說過：「我毫無疑問地相信有神聖的復活，即新宗教形態的興起。」 我以為，甘地所說的「所謂宗教並不是意味宗派主義，這是意味對宇宙秩序正確的道德支配的信仰。」這樣開放的精神性、宗教性正是與之相呼應的。 甘地認為，這種巨大的精神性、宗教性平等地存在於所有人們的心中，決不讓那內在之力沉睡，要把全人類喚醒。 以「真理是神」為宗旨，徹底排除宗派主義，甘地心中的「聖」不正是這個精神之力嗎？ 我十分相信：只有它才能醫治深受兇暴思想慘害的人們，使他們復蘇，開闢人類史的大道。 我從恩師學來這「和平的王道」時，正是戰後不久，那時我才十九歲。四十五年以來，我一直投身於波瀾壯闊的民眾運動。 我今後要更加緬懷甘地那畢生的努力，與尊敬的印度朋友們一起，把「不戰」、「和平」的偉大精神向世界擴展。 最後，請允許我朗誦一節泰戈爾的話，是他贈給甘地「聖雄」的尊稱，他出色地謳歌了貫穿「人」、「社會」、「宇宙」的永恒的生命律動。 「就是這日夜在我血管裏奔騰的生命之流，奔騰於世界之中，按著節奏手舞足蹈。 就是這同一的生命，歡樂地從大地上破土而出，蔚為芳草無數，發為綠葉繁花，搖曳如波浪起伏。 就是這同一的生命，隨看潮汐漲退，在生與死的海洋搖籃裏搖搖晃晃。 我因為渾身受到這生命世界的愛撫覺得光榮。而歷代生命的搏動，此刻正在我的血液裏澎湃，我為此引以為榮。」 謝謝各位。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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