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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大學演講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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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大學的講演 今天，得到創建三百五十五年的、擁有美國最古老歷史傳統的貴大學的邀請，賜以演講的機會，不勝榮幸。 首先，在這裏向剛才介紹我的蒙哥馬利教授，隨後要為我的演講做評論的奈爾教授、卡特教授，以及今天在座的各位先生深表謝意。 震撼世界的蘇聯政變，使最近的歷史動向，即奈爾教授等近年所指出的「軟能」(soft power(勃興這一現象，更蔚為大觀了。 就是說，以往軍事、權力、財富等所謂「硬能」(hard power)作為歷史的動因的決定性要素，到最近，其比重下降，而知識、情報、文化、思想、組織等「軟能」的力量正顯著增強。 這一點，即使在似乎是「硬能」唱主角的海灣戰爭中也昭然可見。在現代，「硬能」的行使也不能無視聯合國這一組織及其背後的國際輿論等「軟能」因素。 可以說，使這種潮流不再逆轉，乃是現代我們所擔負的歷史使命。 在此我想指出，開闢「軟能時代」至為重要的關鍵，在於「內發的因素」。 「硬能」的習性是(外發」，時而「外壓」地把人朝某一方向推動；與之相反，「軟能」的特徵，則是以通過協商、理解而「內發」地產生的力量為核心。 「軟能」的觀念和內發的精神一直植根於人的精神與宗教本質上，而且自古以來已被認為是廣義的哲學的本份。雖說是「軟能時代」，若欠缺這樣的哲學，即沒有人的「內發」的反應，那麼，知識、情報等無論怎樣豐富，也易陷於任由權力來操縱，甚至很可能招致「笑眯眯的法西斯主義」復活。 就這一意義，即使說支持「軟能時代」，及使之發達的關鍵全擔在哲學的肩上，也並非言過其實。 鮮明而象徵性地說出「內發」與「外發」這問題的，是帕斯卡對耶穌會士的「良心例學」(precedents for the conscience)所作的抨擊。 眾所周知，耶穌會在信仰與佈教之際，豐富地整頓了良心應遵從的體系，但帕斯卡把它和重視內在靈魂狀態的冉森主義(Jansenism)作比較，極力強調耶穌會的外在規範和戒律歪曲了本來的信仰。 例如，帕斯卡在《致外省人書》裏這樣批評印度和中國的(良心例學」： 「他們(耶穌會士)容許信徒崇拜偶像，甚至費盡心思教信徒如下技倆：把耶穌基督像隱藏在衣服底下，表面上裝作禮拜釋迦或孔子像，心裏則禮拜耶穌基督像。」 帕斯卡並非是在針對異國的這種信仰狀態本身。也許確實有那樣無可奈何、迫不得已的選擇，但他認為到達那地步之前，應該體驗到很多良心的苦惱、糾葛、逡巡、熟慮、決斷，這就是良心的內發作用。 可是，預先造成先例，外發地賦以選擇的基準，使人輕易依托，其結果是良心的作用開始蔽塞、麻痺而終至墮落。 因此，只不過是為了迎合「易於逢迎的多數」的「良心例學」，對於帕斯卡來說，無非是一種良心的自殺行為吧了！ 我認為帕斯卡的這種理論超越了耶穌會士與冉森主義之爭的層次，廣泛地啟迪人類認識應有的良心狀態。 即使未能達到帕斯卡那種純粹的要求，這種內發的作用能昇華為一個時代的精神，給社會以生氣的例子，在歷史上也是極為鮮兒的。 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在一八三Ｏ年訪問美國，作出了無與倫比的分析；從他的古典名著《美國的民主制度》的描述中，我發現了珍貴可數的例證之一。 無須贅言，訪問了十九世紀初建國半個世紀的美國，給托克維爾印象最深刻的是該地與母國法國的宗教情況的差異。 他把驚奇化為疑問，並且提出：「宗教為甚麼會由於減少外部拘束而增強其實力呢？」 就是說在法國，宗教己變成教會之下的不勝其煩的禮儀和形式，動輒變為靈魂的桎梏。所以，減少宗教的外部拘束、鬆弛宗教的禮儀及制度，會意味著信仰之心的衰微。 然而，在新興之國與美國，似乎反而是禮儀和形式越少，人們信仰之心會越飽滿。 他說：「像美國聯邦般，基督教只帶有一點點形式、禮儀、神像，對於人的精神意味著明確、單純而普遍的理念，這種國家是罕有的。 托克維爾所指出的大概是法國的天主教教義的形式中「內發因素」能純粹地昇華為時代精神的一種感嘆。 總之，只要是名副其實的宗教，就具有個人與制度這兩種層面。 高等宗教必然在某些絕對的因素之下提倡超越一切人種、身分、階級的個人尊嚴，但與此同時，宗教一旦作為運動體展開時，必會產生制這層面。 制度性層面是隨著時代不斷變化的，若以個人的層面為「主」，它則算是「從」。可是，大多數宗教都陷於本末倒置，即由於制度層面的僵化、束縛，使宗教本來的純粹信仰漸漸喪失。制度、禮儀等外發之力壓抑了信仰心這一內發之力。 托克維爾所強調的是，像當時美國的宗教狀態那樣，未陷入這類本末倒置的惡弊、信仰的純粹性未受毀壞的社會尤如鳳毛麟角。 以這種時代精神為背景，才產生了愛默生調歌「內發因素」的豁達樂觀主義。他說：「啟示有神在我內心的，鼓舞我；告訴我神在心外的，使我成為癌與瘤。」﹝《愛默生選集》第一卷﹞或許這種狀態確實可喻為大海的風平浪靜。 這情況大概可以說是猶如在那以前的，公認政教合一色彩濃厚的潮流，與在那以後的，讓世俗化把所有精神問題都打為內心的私事的時代之間產生的、僥倖的風平浪靜幸福狀況吧。 同時我相信，那不僅是一個已成過去的時期，而且作為貴重的傳統，將會永遠蓄積在美國人歷史意識的深層。 在近代日本，要尋求那樣流露內發精神的例證，似有點難了。 明治門戶開放以來，日本高喊追上歐美先進國家，在現代化道路奔馳。 對此，文豪夏日漱石曾一語道破，名之曰「外發性開化」，目標和規範常常被外部付與，沒有培育內發的東西的餘裕與時間。 我想在此講一個故事，是關於明治時代的新渡戶稻造的軼事。 如各位所知，新渡戶主張「在太平洋上架一條友好之橋」，是在搖籃時期致力於改善日美關係的人物。他與比利時友人談宗教時，曾被問道：「貴國的學校沒有宗教教育嗎？」他思之再三，結果發現取代宗教、形成於江戶時期、直到明治末年為止，對日本人的精神具有最大影響的就是武士道。 於是他撰寫了《武士道．日本之魂》一書，副題則名為《日本思想的解明》。 其內容從略，而廣義的武士道的精神與新教及清教有幾許共同點，則為明治時代日本對富蘭克林的狂熱歡迎象徵。 我在本文當中想進一步強調的是，來自武士道的精神形成對於日本人來說是一種內發的東西。 所謂內發的，即是自制的，不是被他人強制做甚麼，而是自律地那麼做。 在武士道形成的江戶時代的日本，瀆職與犯罪比現代少得多，可以說這就是社會上內發之力在起作用的佐證。 這讓人想起托克維爾的話：「像美國聯邦那樣刑法寬大的國家，實在鮮有。」 因此，人際關係沒甚麼特別的摩擦和不安，和諧營構，由此形成的文化形態充滿了日本獨自的美與魅力。 畢業於貴大學的大森貝塚的發現者莫爾斯在日本庶民社會中發現的令人驚嘆的美風淳俗，惠特曼從走在曼哈頓大街上的日本使節身上感受的溫文爾雅，都植根於這一文化形態。 斗轉星移，這百餘年來的歲月且不說，現在日美之間基本保持看友好關係，但隨著日本經濟力增強，不協和音驟然突出。 通過最近的構造協議等突現的問題，與其說貿易摩擦，不如說是涉及到文化摩擦的層次。 相異文化接觸，未必可以促進友好，當涉及深深植根於固有生活方式那部分時，相異文化相接觸每每引起嫌惡與對立。 尤其在相異文化衝突，招致那種混亂狀態時，人們所深切要求的是內發性的自我規律、自我控制之心。 縱令說合作關係，若沒有那種精神方面的保證，也終歸是徒勞無功。而且，由於這一欠缺，近代日本時而對外國徒然自卑，時而以國民生產總值(GNP)大國等瑣事自傲，總是在不信任與溝通之間搖擺。 一言蔽之，是欠缺自律的哲學。 那悲慘結局的一端就是今年正好是五十周年的偷襲珍珠港事件，我想到此，心懷苦痛。 順便說一下，諸位也許都知道那本《武士道》的小書，在結束日俄戰爭的撲茨茅斯會談中竟起作用。 開戰後，日本政府指望羅斯福總統出面為講和調停，於是派遣總統在哈佛大學的同學、交情頗深的貴族院議員金子堅太郎前往美國。 總統爽快地接受了委託，並想要一本「介紹日本人性格及其精神教育方面的原動力之類的書」，金子給他的就是《武士道》。數月後總統會見金子，言及「讀了這本書能充分了解日本人的特性」，愉快地推動和談。 這個小故事給決非平淡的日美近代史增添了一抹明快的色彩。 新渡戶是先驅教育家，每念及此，便期望蒙哥馬利教授任所長的我們創價大學洛杉磯分校「環太平洋和平文化研究中心」也能擔負起日美新時代架設彩虹的辛勞大業的一部分，貢獻全部力量。 如何使往昔那種內發的動力、精神在世紀末枯竭的精神大地上復蘇，這在日本、在美國，都是並非輕易的工作。 從這一意義上，請允許我略述堪稱佛法哲理骨骼中之骨骼的「緣起」觀念。 眾所周知，佛法裏主張，無論人間還是自然界，森羅萬象都是「因」、「緣」相互支持，相互關聯：事物不是單獨地、而是在這種關係性中產生的。 這就是「緣起」，直截了當地說就是重視「關係性」比重視「個別性」要多。 雖說重視關係性，如果埋沒其中，人就只會於社會隨波逐流，忽視了現實的積極關係。 誠如柏格森和長年在貴大學執教的懷特海等精英所指出，在佛教史上這種傾向明顯可見。 但是，真正的佛教真髓光芒更廣照遠方。 就是說，真正的佛法中，把握這關係性的方法是更能動的、綜合的和內發的。 剛才曾談到相異文化接觸所帶來的嫌惡與對立，即使是關係，也未必光是友好的。處於顧此失彼的敵對關係也是常事。 這種場合，所謂調和的關係到底是甚麼？我想最好還是用些小故事來說明。 釋尊曾經被這樣問道：(「生命是尊貴的，可是不論誰人都要犧牲別的生物來食用才得存活。那麼，甚麼樣的生物可以殺，甚麼樣的生物不能殺？ 」 這是誰都容易進退維谷的素樸的疑問，而釋尊的回答是(「應該殺殺之心」。 釋尊的回答既非遁辭，也非敷衍了事，乃是基於(「緣起」觀的出色解答。 生命的尊嚴這一調和的關係必須到深層去探求，而不是在甚麼」可以殺或不可以殺」這相對的現象表層土來獲得。 那不僅僅是客觀的認識對象，而且是在「應該殺殺之心」的、以人為本的生命深處搏動的主客未分的慈愛境位。 這能動的、綜合的、內發的生命發動，如柏格森和懷特海所指出的，不僅是自我的消滅(無我)，而且是自他生命同時的融合和擴展，由小我向大我，將自我擴大為宇宙大。 在我們所信奉的聖典裏有說「無正報則無依報」。 「正報」即主觀世界，「依報」即客觀世界，兩者並不是二元地對立的，而是處於相即不離的關係中，這就是佛法基本的生命觀、宇宙觀。 與此同時，相即的關係並不只是主體與環境被融匯為一體這種靜的過程，「依報」的森羅萬象也不能脫離「正報」這內發的生命發動，是非常能動和有實踐性的。重要的是，到底如何能引出那「正報」之「內發的因素」？ 參考以上對「良心例學」的評論，舉個身邊事例來說，作為佛法者，例如有人來諮詢離婚問題時，我會遵循這一精神，回答說：「離不離婚是個人問題，亦是個人的自由。但佛法裏沒有「把自己的幸福構築在他人的不幸上」這種生活方式。請以此為基準來考慮。」 唯有在伴隨進退兩難的那種苦惱、忍耐、熟慮之中，帕斯卡意義上的良心的內發作用才能向善錘煉，把分裂、破壞人際關係的惡減到最小程度。 而且，支持這種內發性自律、自我控制之心，是現代最需要的。因為在生命尊嚴、人際關係日見淡薄的世界，它一定能使日益衰微的友情、信賴、愛情等人的寶貴關係復蘇，提供貴重的貢獻力量。 像蘇格拉底所提出的那樣，發揮「內發的良心」這作業，廣義上就是哲學的復權，並且在這樣的哲學土壤上，確實可以使「軟能時代」結出纍纍果實。 同時，「自律的精神」不正是無國境時代的世界市民的勳章嗎？ 我無限敬愛的愛默生、梭洛、惠特曼等「美國文藝復興」的旗手們也都是這樣的世界市民。 最後，我要把我青春時代愛讀的愛默生歌頌友情的美麗詩篇(《愛默生選集》第二卷)的一節獻給大家，作為我今天演講的結束詞。 我的心在說，啊啊，朋友， 因為你一人天空晴朗，因為你薔薇花鮮紅。 萬物因為你姿態高尚， 變得超塵脫俗。 宿命的水車之輪轉， 也因為你的尊貴而變成大陽大道。 你的高潔也教給我， 要克服我的絕望： 秘藏的我的生命之泉， 因為你的友情而美麗。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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