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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大學演講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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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北京大學的演講
首先，能讓我這樣的一個民閒人士，在這樣的會上談一談我的一些觀點看法，我感到非常光榮。向季羨林副校長、王竹溪副校長等各位先生以及同學們表示深深的感謝。 二十來天前，日本的著名的中國文學專家吉川幸次郎博士去世了。這位博士在中國也有很多知己朋友。他在他的一本著作中，把中國文明稱之為「沒有神的文明」。搜尋一下中國文明，確實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像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那樣的神的存在。在同一個亞洲，日本和印度自古以來就流傳著無數的神話。而中國，正如孔子所說的「不語怪、力、亂、神」這句話所象徵的那樣，恐怕是世界上最早與神話訣別的國家。 我感到「沒有神的文明」這句話確實說得很妙。 那麼，這樣的中國文明究竟給人們的人生觀、世界觀帶來了甚麼樣的特徵呢？我不揣自己的才疏學淺，認為可以歸結為「通過個別看普遍」這樣的一句話。 現在不妨舉一個例子，司馬遷在《史記》的「列傳」的開頭就反駁了「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說法，並在列舉了一些善人滅亡、惡人昌盛的史實之後，提出了這樣有名的疑問：「余甚感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關於這個問題，日本也有很多人了解。我不想就所謂的「天道」來談甚麼。這裏恐怕確實有著儒教和道教的影響；從現代的觀點來看，恐怕還可以發現許多封建的殘餘思想。但是，與此同時，我認為從這裏也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們懷有一種對普遍性的追求。 當然，追求貫穿於人與自然之中的某種普遍性的法則，不僅是中國民族，可以說整個人類社會都有這種願望。因而進一步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司馬遷的提問裏，是從個別的角度尖銳地提出了「天道」這一普遍性的法則「是邪非邪？」 大家都知道，司馬遷是受「李陵之禍」的牽累而被處以宮刑。他懷著這種怨恨的心情而堅持寫出的著作就是《史記》。「李陵之禍」是降臨到司馬遷個人頭上的悲慘的命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是一個必須要追究是非、善惡的極其個別的事件。也就是說，他不是問「天道」本身，而是要追究體現在自身的悲劇這一個別性上的「天道」的是非。我上面所說的「通過個別看普遍」，就是這個意思。 與「沒有神的文明」相對立的是「有神的文明」。比如說歐洲的各民族的情況，我覺得它們與中國恰恰相反，那裏佔統治地位的傾向是「通過神這個普遍來看個別」。神是在人力所達不到的地方來統治這個世界，人力所能辦到的只是在這個世界上如何來實現絕對普遍的神的意志。也就是說，只能從神的一方單方面地傳達到人的一方，決不允許像司馬遷那樣去質問「天道」。在歐洲的歷史上出現司馬遷那樣的提問，最早也要在宣佈了「神的死亡」的十九世紀末以後。 因此，歐洲在看人或自然的時候，總免不了要透過神這個稜鏡去理解。這種稜鏡對他們來說也許是帶普遍性的。但是，要想原封不動地運用於歷史與傳統迥然不同的其他民族，那就只能採取強制的手段了。其結果就是侵略的、排外的殖民主義披著神的外衣橫行霸道。我用「通過個別看普遍」這個公式歸納了中國民族的傳統。我覺得這裏包含著顯然與歐洲不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它不是通過某種棱鏡去看事物，而是注目於現實本身，從現實中去尋求普遍性的法則。和我有過親密交往的英國的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其晚年一直有一種預感，認為中國會成為今後世界歷史的主軸。他提出的最大理由是「中國民族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所掌握的世界精神」。他對基督教持有嚴厲的批判的態度。我覺得他一定是在中國歷史所積累起來的精神的遺產中，感受到了與帶有強烈侵略色彩的歐洲的普遍主義完全不同的某種世界精神的萌芽。 話雖如此，我並沒有全盤美化中國數千年歷史的意思。中國有過分裂，有過內亂和入侵，有過無數次的洪撈乾旱，民眾因此而遭受過數不盡的塗炭之苦。最重要的是進入本世紀以後的幾次革命，其目的是在於打倒殖民統治，同時也是為了推翻像沉荷宿疾一般不斷腐蝕民眾心靈的封建制度。我對這些也是十分了解的。 在了解這些的基礎上，我仍然要強調精神的遺產。長期培養起來的可以稱之為精神的本質的東西，並不是那麼容易改變的；而且改變一切恐怕也不能稱之為上策。因為把這種本質朝者正確的方向、建設性的方向提高，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亞洲和世界的未來，肯定會作出很大的貢獻。 我從魯迅的明亮的眼睛裏所感覺到的東西，也是他那看透民族本質的敏銳的視線。他不要任何的棱鏡，而是要凝視現實本身。他在談論人的時候，也是剝掉粉飾的掩蓋而逼近民眾的原像。我也是喜愛魯迅作品的讀者之一。尤其是他那篇以「吃人」為主題的《狂人日記》，描寫不以人吃人為趾辱。作品的末尾寫道：「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這種痛苦的喊叫，以撕裂肺腑般的倫理感震撼看讀者。 他在描寫最下層的貧農的《阿Q正傳》中寫道：「然而我們的阿Q卻沒有這樣乏，他是永遠得意的；這或者也是中國精神文明冠於全球的一個證據了。」讀到這樣簡潔的描寫，腦子裏鮮明地浮現出愚鈍但卻像茁壯生長的雜草一般頑強的民眾的原像。它使我聯想到著名的維克多．雨果。雨果也曾經在巴黎的流氓少年的心靈深處銳敏地發現了「從巴黎的氣氛中的某種觀念所產生的一種非腐敗性」。 魯迅的文學運動很難說已取得了勝利。但我深信，他畢生的任務確實在新中國已被繼承了下來。 前些時候我在日本會見了作家巴金先生。他公開聲言：「我寫文章是為了和敵人作鬥爭。」我深受感動。巴金先生還說：「我的敵人是甚麼？是所有的舊傳統觀念，是妨害杜會與進步以及人性發展的一切不合理制度；還有一些想把愛徹底粉碎掉的東西都是我的敵人。」我從巴金先生的風貌中看到了與魯迅共同的、和民眾的敵人作鬥爭的「戰士」的面影。 另外，新中國一貫堅持提倡「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我在內心裏是以新的眼光在看待這一事實。因為從這裏令人預感到正在醞釀著開闢歷史的新的民眾形象。 這些情況都有待於諸位先生的明察。比如說，「實事求是」──根據事實追求真理──這句話，與我前面所說的「通過個別看普遍」是否有共同之處？起碼我不能不感到，所謂的「實事求是」是與司馬遷的「是邪非邪」的那種提問所象徵的中國的精神遺產中的最優秀的部分──即正視現實，並由此出發來重新改組現實的精神──完全是一脈相通的。 總之，當今的時代是「大動盪」的時代。故世的周恩來總理說過，在到達二十一世紀之前，二十世紀最後的四分之一世紀是最重要的時期。正因為如此，民眾之間如果不結成超越國界的全球性的聯繫，就難免有一天還會遭到戰爭的慘禍。在研究中國的科學方面留下巨大足跡的李約瑟，在他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序文中說：「我們要把所有人種中的勞動的人們結成一個普遍性的協調性的共同體。當前我們正處在這種新的普遍主義的黎明。」 這種「新的普遍主義」的主角必然是新的民眾和廣大的平民。而中國悠久的歷史與現實的步伐中正蘊藏著這種開創未來的不可估量的動力。謝謝大家給了我講話的機會。 （一九八０年四月二十二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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