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屆「SGI之日」紀念倡言－和平文化對話碩果

池田大作特輯
和平倡言錄

第25屆「SGI之日」紀念倡言－和平文化對話碩果

轉換「戰爭與憎惡的人類史」
　依靠人民強有力的聯合闊步在「希望的千年」大道
　　在「第三個千年」的開始，我想闡述一些關於異文化間對話與和平問題的看法，以紀念SGI成立 25周年。
　　二十一世紀最後的十年真是個令人眼花繚亂、動盪的十年。剛以為冷戰構造已經崩潰，可以展望人類歷史光明的未來，剎那間世界各地又恰像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Pandora's box）般，各種各樣的地域糾紛不斷蔓延，也不知這些戰亂何時會了結。
　　據說，從1989年冷戰結束之後至去年的十年間，竟有50多個國家經歷了糾紛或獨立分離等波瀾起伏的變化，超過四百萬人因而喪生。
　　特別是在近年的糾紛中，非士兵(平民)犧牲的比率達到90%、其中半數以上是兒童，這實在是令人值得憂慮的事態。而在糾紛發生後，大多數的倖存者無可奈何地被迫過著難民生活。據UNHCR(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推定，大約有二千三百萬人需要國際上的保護及援助。
　　為了克服二十世紀這個被稱為「戰爭與暴力的世紀」的「負面遺產」，聯合國把新的千年開端的今年定為「國際平文化年」，又把二十一世紀最初的十年（2001－2010）定為「世界兒童建設和平與非暴力文化國際十年」。
　　為此，我認為這是一個把「戰爭文化」變為「和平文化」、國際社會團結一致起來行動的最佳機會。
　　UNICEF（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也在「2000年世界兒童白皮書」中強調，應該下定決心，專志於在我們這一代中，完成克服構造性暴力、貧窮和種族歧視等世界問題。
　　在面向困難挑戰的過程中，我們不應喪失希望，不應忽視直接與我們無關的問題。我們要持有清晰的目標，對社會所有的問題採取積極的態度和行動。
　　我們要有「一定要從世界上消除悲慘這二字」的堅強意志。我認為只有在這種不斷挑戰之中，二十一世紀才不會成為二十世紀的延長，才能建立起邁向新的「和平與希望的世紀」的軌道。
對和平的誓約
　　人類所要解決的課題，不單是實現沒有戰爭這一消極的和平，而是要實現積極的、一種能從根本上改變威脅「人性尊嚴」的社會構造的和平。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明白並享受到和平的真正意義。　　為此，有必要增強國際合作及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推進廣泛的個人參與，來構成一種超越民族的「和平文化」，使它成為建造新地球社會的基礎。
　　SGI各國的會員，正在積極地推進這種和平文化運動。例如去年，美國SGI青年部舉辦了「戰胜暴力」(Victory over Violence)運動(注1)。他們並不為現實的嚴峻而絕望，或是因不危及自身而袖手旁觀，他們鼓勵其他青年去愛惜自己的生命，進而愛惜所有的生命，互相啟發、鼓勵，為他人帶來希望。
　　同樣地，SGI代表於去年在黑格和漢城召開的NGO(非政府組織)會議上，分別主辦了專題討論會。又於去年春天，在和平研究機關「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BRC)，為摸索構築「和平文化」的途徑，接連召開了三次會議。
　　不論是在哪個會議，引人注目的焦點，總是如何把產生悲劇的「憎惡與對立的環境」轉變為「和平與共存的環境」這一問題上。
　　SGI亦一直在協助UNHCR開展救援難民活動。一旦發生戰爭，不僅重複殺戮與破壞，而且還使許許多多的人為了逃避暴力和恐怖而被迫離鄉背井。這些難民非常需要長期的援助。
　　日本創價學會青年部，從1973年起，曾舉辦二十餘次對越南、非洲西部的救援募捐宣傳活動。也從1980年起，曾十四次派遣調查團視察難民營，搜集最新情報，向世界媒體公開，幫助增進對難民生活的理解。
　　又於去年，派遣了代表團視察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和坦桑尼亞的盧旺達‧布隆迪‧剛果難民營。　　今後，我們還將在多方面努力開展這種以佛教哲學為根基的運動。因為這是作為佛教信徒對社會的使命，也是作為人的責任。
　　SGI自1975年1月26日在關島匯聚了世界五十一個國家、地區的代表而成立以來，一直在世界各國高揚以日蓮大聖人佛法為基調的「人本主義」，推進各種和平、文化、教育運動。現今，會員已擴展到世界一百四十八個國家和地區。
　　SGI的目標，是要以民眾的力量，推行民眾能得益的和平運動；把「戰爭與暴力的世紀」變為「和平與希望的世紀」，以改寫充滿不幸與悲慘的人類史。
建設和平文化
　　那麼，我們如何去創建恒久的和平文化？而和平文化又是什麼？以下，我想談談武力文化與和平文化的區別，和如何使之過渡。
　　的確，雖說「武」的相反是，而「文」的語感接近文化，使人聯想起和平。但是，當我們考慮到歷史上某些文化傳播的方法，以及異文化間的摩擦，可以看到並非經常都是一種和平的過程。
　　歷史學家阿諾．湯因比(Arnold Toynbee)博士曾說：「接受外國的文化是痛苦的，同時又伴隨著危險」(《世界與西歐》) 。歷史證明，不同文化的接觸經常伴隨著權力鬥爭，產生暴力和血腥。當今世界不斷發生的糾紛，證實了人類歷史與文化衝突所引起的殺戮，並未完全絕緣。
　　這些糾紛究竟是源自文化的本質，或是人為的歪曲操作？在此我姑且不詳細涉及這微妙問題。但事實已足夠使我們明白到，文化擁有兩種完全相反的性質。一種就是「文化」的字義所包含的，開墾人的內心、提高精神性的一面。另一種就是引起民族糾紛的、單方向地強迫他人認同的侵略性一面。後者已經不是「和平文化」，而是名副其實的「戰爭文化」。
克服「文化帝國主義」的弊病
　　把文化這侵略性的一面表露無遺的，是在歐洲殖民主義時期開始張牙舞爪的「文化帝國主義」。
　　文化帝國主義這詞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脫殖民化過程中受到注目。特別是在1960年代，相對於近代歐洲的正統價值觀，產生了嬉皮士等對抗文化、或是代替文化的這段時候，更為流行。
　　但是，文化帝國主義實質上早已植根於從大航海時代到近代為止的、持續五百年漫長歲月的殖民地主義之中。這種意識形態單方面的把自己以外的文化稱之為「野蠻」或是「未開化」，把支配或掠奪其他民族當作正當行為。
　　這種侵略性的文化與和平實際上相距甚遠。殖民地主義的侵略、暴力戰爭，常被侵略者以文化的美名粉飾起來，掩飾他們極為原始的集團利己主義。
　　現代，幾乎所有的殖民地國家已從宗主國爭取了獨立，揭開了這些粉飾面具，而文化不再堂堂地受政治所利用。雖然如此，世界各地明裡暗裡發生的種族糾紛，顯示了這種情況還沒有完全被消除。　　我自去年起，與在這方面學問淵博的比鐵爾博士(Cintio Vitier ，馬蒂研究所所長) 以「馬蒂 (Jose Marti) 」開始了對談。馬蒂被稱為「古巴使者」，是19世紀偉大的小說家、詩人、領導古巴獨立運動的革命家。比鐵爾博士是研究馬蒂的專家。
　　通過對談，我認識到為何馬蒂於一百多年前所指出對美國的強烈不信任和警惕之心，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於古巴人民心中。而這決不能輕易地認為只是杞人之憂。
　　巴勒斯坦出生的文明評論家愛德華‧賽特(Edward Said，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在被稱為研究殖民地主義經典的《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指出「所謂過去的帝國主義時代，並沒有與其時代一同完全消失。它進入了幾億人的現實之中，成為共同擁有的記憶，以及異文化、思想意識與政策衝突的場所，現在仍然持有巨大的影響力」。
　　事實上，當我們閱讀賽特這旁證博引的研究，不難發現在他所謂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有教養男士女士」之中，實際上已經深深地扎下了文化帝國主義的根。
　　雖然賽特是以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深處》(Heart of Darkness)、奧斯汀(Jane Austen) 的《曼斯菲爾德公園》(Mansfield Park)、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吉姆》(Kim)等文學作品為中心進行分析，但他也深入研究了托維爾(A. de Tocqueville)、穆勒(J．S．Mill)、黑格爾(Georg Hegel)、馬克思(Marx)等人在有意無意之中，完全沒有罪惡感地，支持了文化帝國主義的事實。而這些作家後來卻對日本的「有教養男士女士」留下了極大的影響，更毋庸指出之後日本作為一個殖民地主義國家，如何使亞洲各國人民深受苦痛。
　　賽特舉例指出像寫《耶穌傳》的法國哲學家勒南(Ernest Renan)，卻能於同時倡導如納粹主義般的種族理論這一事實，令人不能熟視無睹。
　　作為一個最後的例子，我想舉一句施韋策(Albert Schweitzer注解2)的話：「黑人像兒童。對兒童來說，如果不帶著威嚴來接觸的話，什麼事情也不會成功。所以與黑人交往時，我需要自然而然地露出威嚴。正因如此，我對黑人灌輸這樣的想法：『我雖然是你的兄弟，但我是你的哥哥』。」(《在水與原始森林的縫隙》)
　　眾所周知，說這句話的施韋策在非洲熱帶林中經營醫院達數十年，曾被稱為「密林聖人」。而他的名聲，在各殖民地國民族意識高漲的同時，急速地消聲匿跡，也不是沒有理由的。施韋策話中對黑人流露出的所謂善意，更使人感到是一種帶有歧視的俗不可耐的優越感。

文化相對主義
　　二十世紀智慧的重要遺產之一，可說是「文化相對主義」。這是以歐美文化人類學者為中心所推行的，對附著在歐美文化上的帝國主義傲慢本質所進行的自我反省。
　　所謂文化相對化，就是停止把異文化貶為「野蠻」和「禾開化」。承認各文化具有的獨自價值，並誠實、理智地作出相應的評價；也否定以某種文化作為基準來衡量其他異文化，或採用某種制度來制定文化的等級。這對沖淡文化帝國主義所帶來的毒害，有很大的效果。
　　但是我亦懷疑，這種認識能否對應全球主義——全球經濟技術統一的挑戰？
　　付出相當大的代價才爭取到的文化相對主義，如果它只局限在「消極地勉強承認異文化」的概念上，是不可能抑制文化的負面，即文化內部所隱藏著的排除、敵視論理。藉賽特的語言來形容，只能變成是「主義主張各自炫耀、互相排斥的戰場」，而不是「如貴族般優雅的靜謐領域」(前書所出)。　　和平學權威約翰．戈爾通(Johan Galtung)博士，也在與我的對談《和平的選擇》中指出，文化相對主義的弱點是「不積極地學習異文化，只對異文化保持消極的寬容態度」。
　　博士指出，圍繞著人權的普遍化，歐美各國(主要是美國)與第三世界各國的對立，也是源於作為現代人權思想的母體、即歐美政治文化的相對化。每當歐美各國試圖批評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體制，必遭反駁為「干涉內政」。同樣地，從人權的立場向第三世界國家施加壓力，而無視政治文化之不同、曾否受過殖民地支配、以及因之而產生的貧富差別等等，必會招來同樣的抗拒。單方面一味強調人權普遍性，不單是偽善，更是大國主義的表現。
　　像這樣以一般的方法難以解決的對立或差異，若是以「消極的寬容」的曖昧態度來處理，不單無法找出解決的頭緒，更無法期待能為即將來臨的第三個千年打下「和平文化」的基礎，或創出使人民受益的「地球文明」。
　　和平不是戰爭與戰爭之間虛度的「幕間休息、」，而應該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生活空間。我們要以自己的意志主動地去爭取，和平應是一場活劇，正如史班諾沙(Spinoza)所說的，「產自精神力量的美德」。
　　以高壓式的文化帝國主義手法固然不用說，同時也不應採用低聲下氣的文化相對主義的手法，「和平文化」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的人們應該積極地相互共存，並且一邊互相刺激一邊確定世界文化和地球文明的方向。若非如此，那不僅是與最近全球化的潮流背道而馳，甚至會陷入危險的冷笑主義。

從「文化國際主義」至「文化民際主義」
　　為此，我想繼續探究被稱謂「文化國際主義」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所積累下來的貴重成果，試圖把它更發揚光大。
　　哈佛大學美國史的入江昭教授，在《超越權利政治》一書中，介紹了這種萌芽於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文化國際主義。他指出此種運動能幫助國家間建起交流的橋梁，能排除迫使各個國家經常處於備戰狀態的對立關係。
　　推進科學家及醫生等的國際合作及情報交換、統一計量單位等，通過文化與教育等交流，渴望建立和平的思想，即使在兩次世界大戰的旋渦之中也從未間斷過。
　　戰後，人們更加認識到它的重要，進而發展為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憲章以及世界人權宣言的骨幹。
　　近年來，作為它的旗手而特別積極開展活動的，就是各地的NGO。我認為，這潮流已經成為了一種可被稱為「文化民際主義」(Cultural Interpopulism)的先兆。這是一種以一般市民大眾為主角的運動，將來必定會對創建新和平文化作出有力的貢獻。
　　據京都產業大學哲學教授大橋良介氏在《內在的異國外在的日本》一書中所述，最近在歐洲各國的言論界，「international」(國際、超越國家)這一詞語已逐漸被「intercultural」（超越文化）一詞所取代。
　　大橋教授指出，為了掌握「地域性複數文化的垂直軸與技術普遍化的水平軸」相互交叉的現代世界文化狀況，必須把目光從「國家」這個以政治為主導的表層次元，轉換到「文化」這扎根於人自我意識的深層次元。這種著眼點的轉換已成為一種現代的默契。
　　的確，如果過於拘泥「國家」次元，就不能看清為迎合國家的方便而形成的近代國家主義的虛假部分。如果把這些虛假部分持久化、實質化，則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也應了解到，「國家」範疇並不會馬上消失，這是不現實的想法，雖然這在將來會是必然的。因為在千年紀分歧點的當今世界，岌岌可危的自我意識、逐漸深化的危機意識，僅以政治次元是無法完全解決的。所謂順應湯因比博士所指出的「水面下緩慢的流動」，這種時代的潮流逼使我們必須轉向用「intercultural」的觀點來解決問題。
　　就文化國際主義來說，是多以國家政府為主導。而文化民際主義的主角，則是眾多的人民團體，和屬於NGO或INGO(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民間社會志願團體。
　　在此，我們見到的不是劃一的國家或政府的面孔，而是多種多樣的人民的面孔、人的面孔。我相信這種文化民際主義的動向，通過互相取長補短、互相承認對方職權範圍與職務，必定能與國家次元、政治次元相輔相成。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靈活地對應這複雜而令人無法預測的、飛快進化的多文化世界。

人格的力量
　　我們不要忘記，即使電腦或是互聯網有多麼大的威力，最終決定文化素質的還是人，是人的人格。　　可是，能否推動此文化民際主義去協助發展和平文化，關鍵在於能否通過徹底對話，來克服根深蒂固地藏於人內心的差別意識。我相信只有如此做法，向此極端困難挑戰，才可以改變自己以及周圍的社會。
　　回想起來，二十世紀是正義與正義、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互相衝突競賽的喧囂時代。
　　其中一些意識形態，把人種、階級、國籍、風俗習慣等╞~在的差異ㄦ禨筐M定人幸與不幸、事物的善與惡的最大主因，認為只有排除這些差異，才是解決社會醜惡及矛盾的唯一途徑。如此的錯覺、思想意識籠罩著二十世紀，使當時的歷史佈滿了受害者的血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之後的1945年6月，容格(C.G.Jung)對德國內「還保持著健康的人們」靜靜地呼籲：
　　「罪越深重，恩寵也越多。正是這種體驗帶來內面的變化，這比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等來得更為重要。人們經常忘記一點，就是無論什麼樣的外部改革，對於不與自身內面作正面交鋒的人，是不起任何作用的。」(《現在與未來》)。
　　他的話在當時並沒受到很大的注意，但是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就有著令人吃驚的歷史深度和正確性。賢人的話語一針見血地揭露了時代的病理。
　　雖然「不起任何作用」似乎說得有些過份，但看看從斯大林到大大小小當權者的群像，就能明顯地看出，當權者高高在上，遊離民眾的政治改革、社會改革，反倒為社會與人民帶來了悲慘的惡夢。
　　反過來，像中國革命或是古巴革命那樣，雖然不能避免發生流血衝突，但能一直得到民眾支持的話，這種堅韌不拔的社會變革過程的背後，一定存在著領導人「與自己內部正面的交鋒」。
　　如果沒有像周恩來總理這樣有人格的人存在，中國革命的正統性是不可能想像的。又如前文所述，我在與比鐵爾博士的對談中，重新認識到作為古巴革命精神的源流，馬蒂起了多麼重要的作用。
　　二十世紀也是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相互大屠殺的時代，所以總是充滿壞的形象。但其中也有傑出貢獻的事例，如美國的「公民權」運動，帶來了1964年劃時代的公民權法案的制定，和隨著展開的各種各樣大膽的肯定活動（注3）。
　　這種以法律制度來處理的例子，其背後必存在著支持它的人的精神改革，如果缺少通過「超越內在的差異」來形成普遍性人格這一「畫龍點睛」的手筆，就無法期待有令人滿意的成果。
　　「普遍性的人格」這一詞語使我想起在制定公民權法案的前一年，小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有名的講演中的一段話：
　　「我有一個夢想，我的四個小孩將有一天住在不是由皮膚的顏色、而是以品格的優劣作為評判標準的國家之中」。
　　這種對人格的高度評價，與釋迦牟尼所說的「不是生來就是婆羅門，而是通過行為成為婆羅門」，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也與為祖國的自由和獨立奉獻出一切的馬蒂的思想相互呼應。他一直不停地高呼「人類才是我的祖國，種族間沒有憎惡，因為種族根本就不存在」，認為種族只是一種人為的觀念。　　不論是法律還是制度，都是由人來制定，由人來執行的。如果疏忽人格內在的磨練，那麼不論多麼完美的制度，都不可能圓滿地發揮它的機能。
　　我堅決認為，如金博士與馬蒂此兩地的「良心」所顯現出的普遍性的人道主義，就中才有解決各種各樣種族問題的關鍵。假如在解決種族問題時故意避開此挑戰，則只會浪費時間，弄巧成拙。

戰勝內在的差別
　　我在美國哈佛大學以「二十一世紀文明與大乘佛教」為題進行第二次講演 (1993年9月)時，通過釋迦牟尼的「我看到人的心上刺著一支看不見的箭」，說明「看不見的一支箭」就是對「差異的拘泥」。我強調只有拔出這支箭、即克服「拘泥」才是創造出和平的最重要關鍵。當時我心目中已意識到，要解決種族間或共同社會間的對立，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聽眾對講演的支持反應熱烈，遠遠超過了我的想像。
　　另外，容格也曾在他的著作《未發現的自我》(The Undiscovered Self)中，如此講述：
　　「對於各種各樣的對立或是分裂，是因人心所向來決定的。如果認識到這一點，就會知道實際上應該從那裡著手。」
　　不能只看表面，就不容分說地把對立的某一方定為善，而把另一方指為惡。其實，我們需要重新檢討善惡的定義。
　　不管是人還是社會，外在的善惡是相對的、可以改變的。只有當人的心靈受到語言或抽象概念所束縛時，才會認為善惡是絕對的、固定的東西。
　　如果受到束縛，變成言語或抽象概念的奴隸時，人就無法認清善中也包含著惡，而惡之中也包含著善。正因如此，通過我們的行動與態度，惡也有可能轉變為善。
　　不僅如此，即使是善惡的對立，也不過是人借助如語言或象徵等媒介，所表現的一種心靈片段。而人的心靈廣闊無垠，大如宇宙。從這個意義來說，對立與分裂，最終也可以說為是人與人、或人跟宇宙的一種連帶的表現形式。
　　眼睛不要只是注意表面。不要被語言所利用，成為語言的奴隸。大量肅清或是大屠殺 (holocaust)，與最近的民族淨化運動－－正是這些惡夢的溫床，正是語言所造成的「口卜在差異的絕對化，固定化」的好例子。
　　在此，我想提到吉爾吉斯共和國出身的世界文豪艾特馬托夫氏(Chingiz Aitmatov)。他在與我的對談《偉大心靈的詩》的序裏，對言語、及人與言語的關係發表了非常精彩的見解：
　　「不存在沒有歸宿的語言。人是所有語言的歸宿，又是語言的支配者。甚至當人有求於神而期望聽到神的聲音的時候，他聽到的只是自己心中的語言。語言生於我們之中，離開我們，又重返我們之中。可以說，語言從我們誕生到去世為止，一直在為我們服務。語言承擔著整個心靈的世界與壯大的宇宙。」
　　我能充分理解為什麼艾特馬托夫氏對語言的作用進行如此深邃的考察。這是因為他在前蘇聯生活的大半生，豈止「人不是語言的支配者」，甚至是「語言君臨支配人民」的典型時代。「從出生到去世一直在服務的」不是語言，而是人。
　　不僅是文學家，當時越是帶有敏銳感性的人，對此本末倒置的狀態越是感到嘆息不已。
　　不待言之，共產主義是被「無階級社會」此語言所束縛，欲以平等外在的因素來排除人際差異。通過外部的語言來束縛、來支配人，而貶低了人內在心靈的素質，把內在的變革看成次要，加以輕視。所以，為了達到目的，最方便的捷徑就是使用外在的力量，即暴力。
　　艾特馬托夫氏大半生經歷了這種語言文化、思想觀念在容忍、甚至推崇暴力的恐怖。我相信正因如此，他才會被我們推動的以佛教為基礎的人本主義運動－－特別是作為它基幹的徹底重視對話、否定暴力的想法所吸引。

不斷流轉的世界
　　佛法指出，生命在人的內在趨勢和外在誘因的相互影響下，不斷地流轉、變化。以佛法用語來說，生命的真實情況就是「善惡無記（非善非惡）」，指同時受到內外的影響，隨之而有時產生善的價值，有時產生惡的價值。
　　總之，說起來善惡並沒有個別的實質。舉例來說，就「憤怒」這一表現，對威脅人的尊嚴的憤怒是「善」的表現，如果只是為了自己的蠻橫無理而生的憤怒就是「惡」。故此，「憤怒」此一表現經常被誤解為「惡」，其實它的本質是「善惡無記」、中性的。
　　日本十三世紀的哲人僧侶日蓮大聖人，其思想成為了SGI運動的骨幹，曾直言不諱地這樣闡述善與惡的相關性：
　　「背善云惡，背惡云善。故心之外無善無惡。離此善惡云無記也。善惡無記，此外無心，心外無法」(御書563頁)。
　　在這裡所指的是，第一：善與惡的概念本來就存在著相對性；第二：不論是善還是惡，都是人所創作出的概念，是人心中所描繪出來的。
　　就像指出「善惡無記」是與「善」和「惡」並存的三種形式之一一樣，說「無記」、「心」，絕不意味著等於「無」或「空白」，而是指充滿了創造力量的宇宙生命的內在作用。
　　大聖人把「心」描述為「劫火不燒，水災不朽，劍刀不斬，弓箭不射，如芥子中，芥子不廣，心法不縮。滿虛空中，虛空不廣，心法不狹」(同上頁)。「心」不會受任何拘束，是一種堅不可摧的偉大境界。
　　這種「善惡無記」想法所揭示的「超越內在的差異」，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就等於達到一種不再拘泥於差異的境界。
　　關於這一點，戰後不久恩師戶田城聖留下了令人難忘的話。恩師通過日蓮大聖人的因果觀念，講及到轉換宿命後，說：
　　「婦依，唱誦南無妙法蓮華經，就是轉變命運的最好方法。通過這個方法，途中因果全都消失，出現久遠凡夫。」
　　恩師指出，通過信仰能超越「內在的差異」。「途中因果」是指產生境遇、肉體、精神層面上各種差異的原因、結果。
　　國籍、膚色、門第、學歷、職業、性格、性別等等，各人有各不相同的特徵、差異。佛教的因果法則解說這是由於自己過去所種下的因，所帶來的現在的果。
　　「途中因果」消失，並不是指差異完全消滅的意思。只要是人的社會，就必定會存在差異。比方拿人的相貌來看，任誰都有著不同的特徵。
　　並非如此，「消失」一語是指消失對差異的拘泥，不在乎差異。這才是「超越內在的差異」。

久遠凡夫
　　通過皈依真實的佛法，在自己的生命中就會出現「久遠凡夫」皈生命狀態。「久遠者，不作不繕，本然之義」(御書759頁)，指超越一切人為的東西，發放出生命原來的威光，就能對事物有正確的看法，消除「拘泥」之心，覺得所有外部的差別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舉例來說，「途中因果」是點綴夜空的月亮星星，而「久遠凡夫」就是太陽。夜空中的月亮星辰，放射出滿天的光輝，炫耀自己的存在。但是當太陽從東方露臉時，它們的身影馬上從視線中消失，但並不表示不再存在。只因它們在燦爛的陽光面前不顯眼，以致發現不到它們的存在。
　　真實的信仰產生偉大的生命力。前文當我講及「不受任何拘束是一種堅不可摧的偉大境界」「充滿了創造力量的宇宙生命的內在作用」時，心裏也浮現了恩師此不朽的留言。
　　本來就差異來說，原因並非只在個人身上。很多時是由於歧視或偏見等造成的一種社會歪曲構造的責任。
　　雖然佛法是講因果理法，但如果在此閉上眼睛，把所有一切的原因都歸究自己的話，就是縱容社會的醜惡，成為過度的宿命論。如果把人變成如此無力、沒有骨氣，就會重蹈所謂「宗教鴉片說」的覆轍。
　　要算能把社會所有的偏見歧視都除掉，人之間仍然會存在著差異。就像佛教用語中之「世間」意味著「隔別」「間隔」一樣，歸根到底，世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由差異而構成的。

人性與對話
　　為了創設恒久的「和平文化」，我們一方面要讓五花八門的「差異」百家共鳴，一方面要想方設法除去歧視或偏見等壞的差別。為此，我相信如上佛法所提出的哲理，可以揭開「虛言」的面紗，使人們不再受到語言和抽象意識的束縛，成為能自由自在地驅使語言的人。通過跟地球上不同種族人民的對話，我們可以創出最大的價值，協助創造新的地球文明。
　　正如大聖人所說，「此心，值善惡之緣，而造出善惡之法」(在此「法」與「語言」是同義語，同上564頁)，此中指出一種能動的變革、實踐真理，教導我們要一面縱橫無盡地開展對話，一面努力創造善的價值，並主動地把惡變成善。
　　為了要具體地實踐，我本身不斷地與地球上各大陸的人士進行文明間的對話。我曾與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猶太教等各種不同宗教背景的有識之士展開對談，出版了許多對談集。從我長年的經驗，也能深刻地體會到「開放、坦誠的對話」帶來的可能性，與其對社會的重要影響。
　　SGI的憲章裏有說，「以佛教寬容的精神為根本，尊重其他宗教，就人類的基本問題進行對話，並為解決這些基本問題而相互協作」。以此為基礎，SGI會員在世界各地，為了建設和平的社會而不斷努力作出貢獻。除此之外，SGI還與歐洲科學藝術學院等機關共同舉辦專題討論會，推進宗教間的對話。　　去年，SGI派遣代表出席在南非召開的世界宗教會議(PWR)，亦決定派代表參加預定今年8月舉行的宗教領袖世界和平千年首腦會議。
　　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把代表各宗教的有識之士的論述匯集成書，出版了《克服憎惡——宗教傳統與非暴力挑戰》，內容闡述了世界八大傳統宗教的非暴力哲學，與克服對立的途徑。
　　另外，東洋哲學研究所也從各方面嘗試推進宗教間的對話。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在今年2月於沖繩召開了國際會議，主題是「文明間的對話——第三個千年的新和平議題」，聚集各國專家，研究商討世界主要文明和其宗教背景。
　　明年是「聯合國不同文明之間對話年」，是「2000年為動員反對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有關的不容忍問題國際年」。明年7月在南非預定召開世界會議。
　　我希望人類能立足於二十世紀苦痛的教訓，認真考慮應如何構築和平與共存的社會。為此，SGI 合作舉辦了「現代世界人權展」、「勇氣的證言——安妮‧弗蘭克與大虐殺展」(Anne Frank and the Holocaust)等，並在世界各地展開了意識啟蒙活動，推動聯合國的「人權教育十年」。我們SGI必定會更積極地協助，使明年南非的世界會議得到如期的成果。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負起籌辦「國際和平文化年」的活動，開始了世界規模的意識啟蒙運動，稱之為「2000年宣言」(Manifesto 2000)，面向聯合國「千年大會」，正在募集一億人的簽名。
　　至今為止，SGI曾配合UNESCO的方針，協力舉辦「國際識字年啟蒙運動」，或為了培育和平文化意識，在世界各地主辦「世界少年少女繪畫展」的巡回展覽。我們贊同「2000年宣言」的理念，會廣泛地開展包括宣傳報導方面的協助、支援活動。

婦女領先構築「和平文化」
　　在此我想特別提出婦女對構築「和平文化」的作用。
　　在人類長遠的歷史中，每當遇到戰爭、暴力、專制、壓抑人權、疫病與飢饉等社會混亂不安時，受盡其苦的總是婦女。
　　但是，亦是婦女，堅韌不拔地持續把動盪的社會導向「善」的方向、「希望」的方向、「和平」的方向。
　　正如聖雄甘地強調指出，「如果『力量』意味著粗暴的力量，則婦女沒有男性那麼粗暴；但如果『力量』意味著精神的力量，那麼婦女的力量比男性更要傑出多少倍......如果非暴力是我們人的法則，那麼未來就是婦女的世界」。的確，婦女擔負著開啟充滿希望未來的關鍵。
　　SGI積極地支持婦女的活動，例如婦女的反戰出版活動、啟蒙反戰意識展覽、講演等。去年十月，在漢城的NGO世界大會上，SGI舉辦了以「婦女領先構築『和平文化』」為題的專題討論會。
　　另外，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今年出版了《從婦女觀點看地球憲章》等書籍，以婦女的眼光重新研究人類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並在今年考慮召開「婦女對和平的作用」的專題討論會，和舉辦「思考和平婦女的系列講演」。
　　聯合國也將在6月召開「婦女2000年」令議，SGI預定參加，並期望能深入進行各種討論。

日常生活中的和平
　　除了這些專門的研究外，不可或缺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去具體地創造「和平文化」。
　　著名和平學者博爾丁(Elise Boulding)博士呼籲，指出「和平文化」存在於每個人每天不屈不撓地持續著和平的言行舉止的過程之中，並特別重視婦女在此方面起的作用。
和平並不是遠在天邊的事。通過各人每天對他人的關心與愛心，在地域中築起友情與信賴的紐帶，世界就會一步一步地走近和平。通過每天的言行舉止、踏實的對話，宣揚生命的尊嚴、人的尊嚴的重要，就能滋潤「和平文化」的土壤，使新的地球文明開花結果。
　　這並不局限於婦女，只有每一個人開始覺醒並奮起努力，就能阻止社會發狂地奔向Ⅵ啋坐憭③，成為構築和平世紀的原動力。
　　SGI基於自他共同享受幸福的佛教理念，努力開展落實「民有、民治、民享」的「授權運動」 (empowerment)，名之為「人間革命」運動。
　　在此所說的「授權」，意即最大限度地發揮人誰都本來具有的無限可能性與力量。
　　為此，我們要積極地與他人接觸，互相關懷，互相啟發，自他共同實現和平與幸福，如此，世界和平的基礎會更加堅牢。
　　我非常高興和自豪，因為世界各地的SGI會員積極地參與此授權運動，日常不斷鼓勵有煩惱痛苦的朋友，為他們帶來生存的勇氣與希望。他們更成為各地的模範市民，努力推進各種和平、文化、教育運動，在世界上築起了一個民眾團結合作的網絡。
　　我想再次確認，只有擴大這種人與人、心與心的團結合作，才能創建「和平文化」。我堅信，只要和平在每一個人的心中扎根，就能把「和平文化」擴展到地球的每一角落，和使之持久不衰。

地球公共財產
　　接下來我想具體地考察一下為建設「和平與共存的二十一世紀」而需要採取的方法。
　　人類要告別「戰爭分裂的時代」，開始展望萬年的未來；要消除引起戰爭的原因，開創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不戰時代」。
　　隨著國際化的進行，環境的破壞、貧窮問題的加劇、難民的增加、疫病的蔓延等，諸如此類超越國境的問題就變得更加明顯，迫使我們盡快找出對應的辦法。至今為止，主權國家體制範疇內的危機，無外乎涉及到的是領土危機。為了預防危機發生，許多國家只會不斷地擴充軍備。但是，這種防禦手段，是絕對不能對應眾多全球性問題所引起的一連串危機。假若把這些問題置之不理，則於很多地區會招來內戰與衝突。
　　以色列前總理佩雷斯(Shimon Peres)指出，現今是一個從「充滿敵人的世界」轉向「充滿危機的世界」的時代。對中東和平事業做出極大貢獻的佩雷斯引用歐洲的事例，說假若「以相互依存為基礎來追求共同發展的話，以力量均衡為前提的政治或霸權抗爭都無所作為」。如此在國際化危機越益深刻的現代，不再是斤斤計較本國利益與安全的時候，我們應以「八類利益」為大前提，一起正視所有共同的課題。
　　UNDP(聯合國開發計劃)一直主張以「人類安全保障」的概念來代替國家中心的安全保障觀念，在 1999年發表了以「地球公共財產——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合作」為題的報告。
　　所謂「地球公共財產」，是指能使所有國家、所有個人、所有世代都可以分享的利益。它不排除任何國家、任何社會階層、任何個人，對未來世代的人們也沒有危害，是一種全新的國際社會發展方向。
　　報告書中指出，為實現地球公共財產，必須解決以下的三個課題：「權限的隔閡」、「參加的隔閡」及「動機的隔閡」。
　　「權限的隔閡」是指地球規模的政策問題範圍，與國家規模政策制定範圍間的矛盾。
　　「參加的隔閡」指雖然世界上有無數的非政府組織及團體在活動，但國際間合作主要還是限定於政府間的交涉結果。
　　「動機的隔閡」指單憑道義上的理由很難說服國家改變其現今的政策來進行國際間合作。

聯合國的新任務
　　我認為，能夠解決這三個隔閡，並以「人類利益」的視點來建立共同奮鬥基礎的機構，是非聯合國莫屬。
　　我們正站在新千年的開端，現在也正是地球時代的到來。我們要描繪與此相符的藍圖。為此，作為人類共同奮鬥的核心機構，我們首先要把聯合國變得強大起來。
　　今年可說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來實現如此的願望。聯合國預定把在今年9月召開的第55屆會議定為「聯合國千年大會」，要「明確能使聯合國適應新時代的方針」，「以此機會強化聯合國，使之能對應二十一世紀的挑戰」。
　　與此同時，將舉行由世界各國首腦參與的「千年首腦會議」，以「二十一世紀的聯合國」為主題，預定對以下幾個問題進行討論：[１]包括裁軍的和平與安全保障問題[２]包含消滅貧窮的開發問題 [３]人權問題[４]強化聯合國的問題。
　　在此，我將就上述幾個議題，嘗試作一些具體的提案。

和平與安全保障
　　首先是關於和平與安全保障，正如安南(Kofi Annan)秘書長在去年的年度報告上所提倡的那樣，應該把觀點從「對應」轉為「預防」。
　　所謂預防，不是指發生問題後如何作事後處理，而是以防患於未然為原則，把損壞減少到最低限度。
　　現在，聯合國OCHA（人道問題調整辦事處）的主要事務，就是當內戰、國際糾紛等人為因素引起飢饉等問題，或因地震、水災等天災所引起的緊急情況發生時，進行調整和促進各種必須的人道援助。　　同辦事處與其他國際機構、NGO緊密合作，曾在糾紛激化的剛果、烏干達，受災害之苦的孟加拉國、北朝鮮(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等許多國家、地區開展活動。
　　但是，當問題嚴重起來時，所採取的處理方法、對應範圍、手段等都會有所限制。不僅如此，還要花更多的時間和勞力才能恢復原狀。
　　雖然聯合國的人道援助起著很大的作用，但縱觀世界從不間斷地發生需要人道援助的狀況時，不禁使人想到，先決條件應是對需要人道援助事件的本身進行改善，盡量使之能被防範於未然。
　　在此我們應當考慮一下，為了預防糾紛，聯合國到底能起到如何的作用？
　　雖然解決糾紛是聯合國憲章中詳細規定的主要任務之一，但冷戰結束以後，發生內戰的趨勢不斷增加，對應的措施也變得不很有效。
　　例如去年受人矚目的科索沃紛爭，因為聯合國所採取的防止紛爭惡化措施不得當，使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沒有安理會的決議下，以「人道的介入」為理由，開始了對科索沃的轟炸。
　　之後，在科隆首腦會議上討論了以聯合國的承認為基礎，以國際文職人員、治安部隊的進駐為主的停戰方案。由最終聯合國安理會所通過的決議來看，形式上最終是委託了聯合國來處理糾紛，但還是留下了「未經聯合國同意的軍事行動」及「人道介入的基準」等未得處理的問題。
　　鑒於上述情況，科隆首腦會議的G8宣言中也寫入了這樣的「意見」，即「認識到聯合國對於預防危機的重要任務，今後將在這方面增強其作用」。我們應時時刻刻牢記，在聯合國憲章中，行使武力只是最後的手段。故此，重要的是聯合國今後應該以「軟能」(soft power)為基礎，來建立起一個有效的預防係統。
　　關於這一點，我非常贊成於聯合國大會上所提出的、在其屬下設置「預防糾紛委員會」此一機構的方案。就此方案，我更進一步地提出其委員會應該發揮如下列的具體作用。
　　為了防止事態的惡化，首先重要的是，應具有「早期警報」機能。如果沒有一個能及早發現糾紛的潛伏、或對立激化徵候的體制，就很難有效地早期對應。
　　另外不可缺少的，是信息的共有化。公開通過持續觀察所積累下來的信息及分析報告，讓更多的國家、NGO對此持關心的態度，並加入到解決問題的行列之中，為促進和平而提出更多的建設性意見。　　委員會所應發揮的另一個作用，就是要把由於糾紛而引起的損害控制在最小範圍內，考慮對一般市民採取徹底的保護措施。
　　就現行的國際法而言，於普通和平時期的國際人權法，與戰爭狀態下的國際人道法(注4)，是具有相互補充的關係。由此確立了人權保障的制度。
　　但是近年來糾紛的特徵，多是以一般市民為目標，例如集體屠殺或民族淨化運動等。與其說戰爭自體違反人道法，倒不如說戰爭目的其本身就已經違反了人道法。
　　在由於內戰所引起的社會混亂之中，確定什麼時候進入了戰爭狀態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有許多時會形成人權法和人道法同時被無視的「空白狀態」。其結果是，和平、戰爭時期都應該得到保障的人權受到公然的侵害，犧牲了許多市民的生命。
　　為了使糾紛地區不陷入「無法狀態」，發生威脅人權的現象；為了不延誤由人權法保護轉為人道法保護的過程，就必須對其進行監視。並且為保護一般市民的人權不受侵犯，必須採取一定的措施。　　預防糾紛委員會應該確認此地區是否已進入適於人道法的戰爭狀態，並努力進行徹底的人權保障活動。另外，委員會為了執行此任務，應該有權利派遣調查團、設立糾紛受害者的個人通報制度、召集並聽取有關各方面的意見。
　　在這之中，我認為設立公聽會尤其重要。當發生糾紛後，即使是有可能進行相互對話，但是由於武裝衝突不斷昇級激化，當事人再坐到同一桌子前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在武裝衝突激化之前，聯合國應設立一個可以互相闡述意見的「對話場所」，在國際社會中公開當事者的主張、意見。如此，可以有效地抑制雙方日後的行動。
　　今後，SGI將與戶田和平研究所及其他的NGO合作，在問題不斷深刻化的非洲等地，召開像預防糾紛委員會這樣的國際會議，同時可以廣泛地聽取當地飽受糾紛之苦的人民的聲音，來完成「公聽會」的效果。

開發與人權
　　下面我要就「開發」與「人權」的觀點，考察如何能改革並加強聯合國的權力。
　　「千年首腦會議」的議題中，特別加入了盡快解決「消減貧窮」這一從人道出發的課題。
　　現在，伴隨著國際化的進行，貧富的差距也越來越大。在一部分國家大量消費資源來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時，佔世界總人口1/4的人們卻生活在貧窮狀態下，甚至連人的尊嚴也時常受到威脅。對於地球社會說來，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所必須面對的課題就是要糾正如此的不公平。
　　但是，這一課題並不是不可解決的問題。根據UNDP的統計，消滅貧窮對策所需的費用，只是全世界各國的國民所得總值的1%左右。除去最貧窮的國家以外，也不過是國民所得總值的2-3%左右。如果各國能夠削減其軍事費用的支出，將剩餘的資金用於緩和貧窮與人材開發，就可以形成一個解決此問題的良好環境。
　　糾紛的一個重要誘因是於社會中造成不安定的貧窮現象。貧窮招來糾紛，糾紛又不斷地招來貧窮。解消貧窮，斬斷這一惡性循環，可以消除引起戰爭誘因的同時，也可以減輕地球社會的不公平。從長期的觀點來看，消除戰爭與貧窮的誘因，可以減少對人類尊嚴的威脅，改善人權的狀態。　　在去年的首腦會議上，就減輕貧窮國的重債務，達成了「科隆債務倡議」決議，將此等資金用於緩和貧窮、教育、保健及醫療等社會開發上。
　　這意味著對消滅貧窮這目標向前邁出了一大步。為打開新時代的大門，我們要有新鮮靈活、能衝破束縛的想法。
　　在「新千年」之際，我提議要發展首腦會議所定的協議，以更進一步的形式，以全人類的觀點為基礎，以全球的範圍去推廣「全球性的馬歇爾計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歐洲復興而起了很大作用的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 注5）。聯合國應該高舉旗幟，率領大家奮勇前進。
　　接著的提案是在全球範圍內推廣「人的開發」。在這裡，我的著眼點放在擴大各國的「聯合國之家」的機能。
　　「聯合國之家」的構想，源於為了使聯合國的各個機構能增加協調，把在各國活動的各機構匯集在稱作「聯合國之家」的地方，共同在聯合國的名義下開展活動。
　　我在這裡提議將其作用進一步擴大，把「聯合國之家」發展為各國的聯合國大使館，負責推進聯合國活動與宣傳。
　　特別是在消滅貧窮這方面，需要全面地理解各國或地區的情況，並且統一與政府交涉的渠道，能使推行活動更加順利。

聯合國的改革
　　最後，就如何強化聯合國機能此點，我提出聯合國的民主化，也就是說，如何使民眾的呼聲反映在聯合國的方案。
　　在前面我已提出，為實現地球公共財而必須解決的三個課題：「權限的隔閡」、「參加的隔閡」及「動機的隔閡」。能協助解決此問題的原動力就是聯合支持聯合國的民眾階層，和廣泛及多樣化地開展NGO活動。
　　事實證明，NGO的聯合活動可以大幅度地引起群眾的關心，可以推動國際社會向前。
　　NGO經常提出往往被主權國家忽視的議題，並為解決其問題而提前進行分析，從而找出解決的辦法。其功績是非常之大。我認為只依靠國家是不能彌補隔閡的。而正是民眾的力量才能克服隔閡，讓我們看到了希望的萌芽。特別是自1992年「地球首腦會議」以來，通過一系列國際會議，大大地確認了NGO的作用。
1994年9月，當時聯合國秘書長的加利博士(Boutros Boutros-Ghali)曾作了如下的評價：「現在的NGO是國際社會的正規軍」「NGO構成了國際活動正當性的主要部分，否則所有活動將會毫無意義」。最近NGO更多時被稱作CSO（市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這一名稱來得比 NGO積極，顯示了作為地球社會旗手的積極意義。
　　雖然NGO的存在價值益發增加，但得到聯合國正式承認的，只有以經濟社會理事會的NGO協議制度為首的有限團體。
　　我堅信，聯合國要改革，必定需要聽到民眾之聲，並與民眾一起活動。基於此信念，曾提出設立由市民社會代表所組成的「聯合國民眾大會」方案。
　　實現召開「民眾大會」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總要確立一個制度，即以某種形式將民眾的意思反映到聯合國。
　　我這次的提案是創設對聯合國具有諮詢機能的「地球民眾評議會」。
　　這個評議會從人類共通利益或共通威脅的「地球公共財」觀點，擁有對聯合國大會需要審議的課題進行諮詢、和對危機提出警告的權利。並且充分利用NGO的信息收集能力與現場活動經驗的優勢，提供事前的反復檢討，有利於聯合國大會作出適當的審議。
　　由於對過去會議的檢討按五年、十年週期而召開，我認為評議會可以協助經常調查過去各屆大會所作協議的實施情況。另外，在確立國際合作的基礎上，評議會可以作為NGO與加盟國的網絡中心，作為經常討議問題的場所而發揮機能，能大為改善現狀。
　　先於「聯合國千年大會」，於五月將召開國際NGO的「千年論壇」，其中的一個議題就是「聯合國與各國際機關的強化與民主化」。也就是從民眾的觀點出發，討論聯合國的強化與改革方案。這正是我們從心裡所期望的事情。
　　與此有關聯的是最近的「新外交」概念，正在逐漸改變國際社會潮流，引人注目。以「以人地雷禁止條約」為象徵，這是具有改革意識的政府與市民社會協同一致所實現的、新的國際協調，是國際協力的一種新嘗試。
　　其精神在去年5月舉行的黑格和平市民會議(HAP)上所採決的黑格基本十原則之中再次被確認：「所有國家要採納此新外交原則，令政府、國際機關及市民社會能樹立起合作關係」。
　　會議上發起了數個新運動，包括成立監視小型武器的國際行動網絡；為承認國際刑事裁判所條約而發起的國際運動等。除此之外，還有阻止兒童兵參加軍隊的運動等。這些都是我曾在提言中所闡述到的，SGI今後會積極支援此等運動。
　　特別是禁止兒童兵參戰，是為了截斷「戰爭文化」的重要步驟。禁止未滿18歲參戰及強制徵兵的「兒童權利公約」的選擇議定書在2000年1月總算通過，我們對這一前進衷心表示歡迎。

促進承認CTBT的運動
　　除了上列的運動以外，在「新外交」這一框架裡所要研究的課題，我想提出的即是推進核裁軍，而第一個提案就是促進承認CTBT(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的運動。
　　CTBT是用來輔助CNPT(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為防止核武器的水平擴散（增加擁有核武器國家）與垂直擴散（提高核武器性能）所制定的條約。此條約在1996年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以壓倒多數而得到採納，但時至今日仍處於沒有生效的狀態。原因是此條約需要所有四十四個有核國與具有開發潛力的國家承認才能生效，而目前承認此條約的只有二十六個國家。
　　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都是有核國，而其中只有英國與法國承認了此條約。1998年進行核武器試驗的印度、巴基斯坦及被懷疑正在開發核武器的北朝鮮等三個國家則拒絕簽約。
　　其中，對CTBT生效的前景給予最大打擊的是去年美國參議院否決了對此條約的承認案。今後，假如此否決對未承認、或未簽字國的行動有所影響的話，CTBT將繼續處於無所作為的狀態。
　　雖然1999年度聯合國大會採決了敦促承認此條約的決議，但如果不發動國際輿論，將會很難打開如此僵局。
　　對於一貫推行促進核裁軍運動的SGI來說，我們願以NGO為中心，建立「促進承認CTBT的國際網絡（暫定）」，與熱心促進承認CTBT等國家相互配合協作，以「新外交方式」發起對未承認國家進行堅韌不拔的說服運動。
　　並且在此運動中，不僅是呼籲承認條約，同時為提高CTBT的實際效果，應從兩個方面著手。
　　其一是促使國家負擔提高核檢查能力的預算。美國參議院之所以否決批准CTBT，其論點之一就是擔心核檢查能力不足。現在，CTBT的暫定技術辦事處正在全球推進核檢查的準備。我要強調指出，對於取得預算，提高檢查能力，不僅是有利於有核國，對於所有聯合國成員國來說也是有著切身的利害關係。
　　其二是設立新制度，來監察CTBT所未涉及到的未臨界試驗，判斷其有否抵觸條約。許多無核國對有關未臨界試驗的實施都表示不滿，設立一個消除此等不滿的制度，也可以提高CTBT的存在意識。　　最近，引人矚目的動向，是由積極爭取核裁軍的國家所組成的NAC(新議題聯合，New Agenda Coalition)，及作為NGO聯合體的MPI（中堅國家構想, Middle Powers Initiative）。
　　這些組織都是在1996年組建的。率先開始活動的MPI，就是從廢絕核武器的NGO全球網絡「Abolition 2000」運動中誕生的。
　　NAC由當初的八個國家起步，漸漸地不斷增加成員國。1999年12月，在聯合國大會上由六十個國家聯名提出了決議案，形成了一股促進核裁軍的新力量。
　　NAC制定首先在NPT範圍內進行核裁軍的方針。但是假如在今年的討論會議上取不到什麼成果的話，將考慮以另外的形式提出要求制定禁止核武器條約的方案。
　　為進一步加快NAC的運動，首先有核國及其結盟國應擺脫依存核武器的體制。從根本看來，如果不擺脫抑制論的思考方法，核武器裁軍是不可能有什麼進展的。
　　正如1986年戈爾巴喬夫（當時蘇聯總書記）所強調指出的那樣，經常對報復加以警戒，也就是說，屈於「抑制」或「防禦」的理論，是沒法得到安全的。必須認識到，基於抑制論的安全保障，只有增加相互的不信任，造成經常擴散軍備，而危險性也就隨之增大。
　　事實上，在核保護傘下的國家中，市民們也在不斷地展開廢除核武器的運動。這也是參加「Abolition 2000」運動的各國NGO通過專門機構所實施的調查結果。就像美國、英國這樣的有核國中，也有超過半數的人要求廢除核武器。
　　雖然有核國強調保有核武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由於國民的支持。但是，實際的調查結果卻不盡然。結果表明，有核國及試圖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其目的除了為保衛國家安全以外，還以之來確保國家的威信。所以，我們應該從根本上改變國家對其威信的價值觀點，來改變擁有核武器的狀況。
　　故此，NAC及MPI的通過軟能來改變民眾態度的運動，是非常合時宜的。這種運動如果得到民眾的支持，以抑制和防禦為基礎的依存核武器的超大國就將被淘汰，而以信賴和聯合為基礎的「新超級勢力」就會誕生。

以制定禁止核武器條約為目的
　　創價學會首任會長牧口先生在二十世紀初葉發行的《人生地理學》中指出，國家的競爭，會從軍備轉到政治，之後經濟，而最終將會是人道的競賽。
　　牧口會長具有先見之明，指出將來人類和國家一定會、或者一定需要就對人類社會的貢獻來作競爭。在其著作中，他指出國家的最終目的，是去完成實踐人道主義，說國家絕對不能通過高壓或軍備等有形物質來增強其勢力。從這一點，已經可以看到牧口會長的思想哲學裏，早已存在有「軟能」的先見，而且主張只有通過軟能，才可以爭取民眾的支持。
　　我認為，就廢絕核武器這一課題，其重要性不僅僅局限在裁軍這方面。廢絕核武器能從根本上克服人的互不信任、憎惡、和對人道主義的冒瀆，而這些都是二十世紀弱肉強食的競爭社會所遺留下來的「最大的負的遺產」。這也是為建立新的國際關係所必須面臨的重大挑戰。
　　今年是我恩師、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誕辰100周年。恩師曾在1957年9月發表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中指示，核武器是威脅民眾生存權力的「絕對惡」，說「應該切斷隱藏在生命深處的魔爪」，要在生命次元的深處，消除此種看不見的魔性。
　　從東西方冷戰到現在，SGI以有核國的美國、蘇聯(現在的俄羅斯)及中國為首，曾於世界各國進行巡回展覽，介紹核武器對人類所造成的重大威脅。也曾致力於啟蒙反核意識，協助「Abolition 2000」運動募集了超過一千三百萬人的簽名。
　　所有這些活動都是以團結民眾為基礎，希望能以此衝破現實的厚厚墻壁，確立超越國家民族的連帶。除此之外是別無他途。
　　我們要排除心理上的懦弱，絕不因自身的力量不足而放棄。我們要堅決地表明人類絕不屈服於核武器的信念。
　　SGI是以制訂「禁止核武器條約」為目標而進行奮鬥，因此今後更要反復強調民眾的聯合。

東北亞和平
　　最後，我要就東北亞地區和平這一宿願講講我的看法。因為東北亞的動向並不單是一個地區性的問題，而是會影響到整個世界今後的發展。
　　有關這點，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的克羅寧(Patrick M．Cronin)副所長曾意味深長地分析說，東北亞將在二十一世紀成為政治、經濟、技術、社會、軍事各個方面的活動中心地。今後的國際社會，將進入以「協調」為主的世界融和時代、或以「衝突」為主的第二戰亂時代，其分水嶺就是東北亞地區是否能確立起和平與安定的局面。
　　我一直認為此地區具有無限的潛力，也因為日本過去發動的侵略曾為此地區帶來巨大的犧牲，出於誠懇的歉意，我衷心希望東北亞能早日享受真正的和平，曾特別就朝鮮半島的和平問題提出過許多建議。其中包括南北首腦會談(1985年提倡)；互不侵犯，不戰條約(1986)；非武裝地帶的和平利用 (1986)；為離散家族設立重聚中心(1994)；通過共同建設鐵路、道路等工程構築相互信賴關係(1995) 等等諸多的提案。
　　就這樣，雖然費盡周折，韓國與北朝鮮的關係不斷地得到改善。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從1953年7 月締結「停戰協議」以來，相隔軍事分界線的兩國之間仍然處於軍事對立的戰爭狀態。這點到現在也沒有任何改變。
　　我一直強調，朝鮮戰爭的五十年後的今天，冷戰狀態已經終結，正是向不戰體制過渡的大好時機，也是一舉解決上述問題的時刻。為了形成這一環境，希望能推行包括周邊國家的交流和對話，形成相互信賴的基礎。
　　基於此點，我在1997年的提言中就呼籲設置「東北亞無核區」。在1999年的提言中提出韓國、北朝鮮及周邊國家設置「東北亞和平會議組織」。特別是後者，是為促進缺乏地區間合作的東北亞的對話而作的提案。為實現這一提議，SGI已於去年10月在韓國漢城舉行的NGO國際會議上主持了一個專題討論會。今後也將繼續安排這種供大家議論的會場。
　　正如剛才所論述，解決糾紛不能排除當事人的參加，要經常確保對話的機會。這也是防止緊張、軍事衝突不斷昇級的不可或缺的辦法。
　　在漢城舉行的NGO大會上，也討論了成立日韓中NGO的聯絡網。不僅是政府，民眾的對話交流渠道也是非常重要的。
　　作為此地區交流的一環，我想提議像歐洲和平大學那樣，在聯合國大學的支持下，設立東北亞和平大學。候補地方可以是在蒙古，因為該國於1998年得到聯合國承認為「無核國家」，也是與同地區的俄國、中國一樣，與韓國和北朝鮮都保持有外交關係。
　　無論設在任何地方，東北亞和平大學必定可以推進民眾交流，培養建設和平的人材，實現長期的地區和平與安定。進而將來可以實踐如EU(歐洲共同體)所推行的「蘇格拉底計劃」 (注6)、一種教育交流計劃。我想創價大學，憑著多年的教育交流經驗，可以積極地協助此地區推進教育交流、青年交流的活動，做出貢獻。
　　今年在沖繩舉行的G8首腦會議上，正好有討論亞洲地區和平的議題。我們希望各國首腦能充分利用這機會，為東北亞、特別是朝鮮半島的和平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討論。

發揮人的精神力量
　　如果人類能憶起充滿悲劇的二十世紀的忠告的話，那麼二十一世紀的關鍵就是「行動」與「聯合」。
　　圍繞人類的各式各樣的問題是如此的複雜，以致我們不知如何下手處理。但重要的是，我們要踏實地向著自己的理想和目標前進、採取行動。而重要的是不屈於現狀，向創造新的現實挑戰。
　　人類具有無窮的能力，能於最困難條件下開拓新的局面，創造更充實和豐饒的價值。當每個人都盡情地開發使用自己這種偉大的精神力量，當所有的民眾開始為〣颩產而團結起來，「和平的文化」、「生命的世紀」必定可以實現。
　　民眾就是這偉大挑戰的主角。我們SGI，本著「民有、民治、民享」的宗旨，繼續支持此對民眾授權的運動。我們希望與懷有共同志向的世界民眾，齊心合力共同開拓「新千年」的和平與希望的大道。

注1：美國SGI青年部的「戰勝暴力」運動
　同青年部自1999年7月開始，展開了以戰勝暴力為題，啟發非暴力精神的對話、簽名運動，得到許多人權團體及教育機構的支持，並得到社會表揚。
注2：施韋策(Albert Schweitzer)
　法國的醫生兼哲學家(1875-1965)，長期在非洲開展醫療、傳教活動。他根據自身的體驗，獨自總結了「生命的敬畏」的哲學思想。自醫院成立以來，有數萬名非洲的病患者得到治療。
注3：肯定活動
　自1960年代首先在美國確立，是以糾正職業、教育、與待遇上對少數種族的差異的一種特別措施。對消除種族歧視差異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也被指責為機械地消除種族歧視，有害於機會的均等。
注4：國際人道法
　以1949年制訂日內瓦四條約和1977年制訂的2份追加協定文件為中心，在武裝衝突時，對傷病人員、平民、虜採取人道主義的國際法規的總稱。1998年，為提高其實用性，通過了「國際開１事法院」的設立條約。
注5 ：馬歇爾計劃
　1947年6月，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的提案為基礎而創設，1948年正式開始實施，至1951年止。其正式名稱為「歐洲復興計劃」。是以西歐各國及土耳其為對象，通過歐洲經濟合作機構來實施的。對於復興因第2次世界大戰所產生的破壞起了很大作用。
注6：蘇格拉底計劃
　在EU所進行的教育計劃的總稱。1987年開始的高等教育部門的交流計劃的現在名稱。其計劃共有24個國家1600所大學，20萬名學生參加。
　﹛200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