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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屆「SGI之日」紀念倡言－「邁向更人道的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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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第十八屆「SGI之日」，我想就最近的形勢略述所感。
數年前，舊蘇聯推行「新思維」與東歐開放時吹過的一陣清爽涼風，現今已不知去向，而籠罩世紀末的陰雲似乎愈益陰暗低垂。我當時曾闡明最大的課題就是把「開放」的能量轉化為「建設」的能量，看來，這種轉化作業是極其困難的。
戰後長期互不信任、充滿敵意的意識形態對立已渙然冰釋，世界如今邁入冷戰後的時代，但新秩序建設還是了無頭緒，不但如此，由民族或宗教問題所形成的「火種」，假如處理有誤，就可能變成難以收拾的局面。
尤其是以舊南斯拉夫、舊蘇聯為中心的民族糾紛，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為解讀近來的國際情勢，歷來的世界地圖已不敷其用，需要參考按民族著色的「另一幅世界地圖」。
就西方諸國而言，美國的洛杉磯暴動、歐洲新納粹主義復燃等，種族問題日益突出，日本也絕不能隔岸觀火。甚至今人覺得，追求普遍性、均一性、劃一性的現代文明發展到今天，方向遽然逆轉。形成這逆流主因的民族問題，被描寫為「國際政治的愛滋病」﹝《經濟學家》雜誌﹞，對此我們須臾不能疏忽。
實際上，處於世紀末的我們，又重新面對看「民族淨化」這從五十年前的墳墓裏爬出來的可惡的「妖怪」。
當聽到塞爾維亞等地發生今人聯想到納粹大屠殺般的野蠻行徑，同時回顧形成這類事件背景的民族間長達數百年的角逐時，我想不只我一人會重新考慮「何謂進步」這問題，並會心頭黯然地想到：人這種生物簡直是不可救藥。
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罪與罰》終章的一個片斷猶如啟示錄。敏銳的青年拉斯柯尼科夫因殺死放債老媼的罪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他夢見一種傳染病──由於「出現了一種肉眼看不見的、寄生於人體的、新的旋毛蟲」，奇妙的傳染病四處蔓延。
「……被它們侵入的人們如惡魔附體，頓時發狂。但是，人從來不曾像先後被傳染上的人們那樣，認為自己聰明，毫不動搖地追求具理。對於自己的決定、科學結論、道德信念和信仰，也從來不曾認為如此堅定不移。」
於是，人們開始基於堅定的信念尋找敵人，而同伙又翻來覆去地分裂，沒完沒了地廝殺。大勢所趨，只有數人能幸免這種傳染病災厄，「這些人是被挑選出來的，清潔無垢，肩負創造人類新種族、新生活，淨化這塊大地，使之煥然一新的使命。」
──這就是糾纏躺在病林上的拉斯柯尼科夫、使他痛苦不堪的惡夢。
陶醉於「民族淨化」之類口號，寡廉鮮恥，恣意妄為，說到底就是被這種「旋毛蟲」侵人的狀態。這種傲慢心理，使人失去理性，不能自拔，自相殘殺，不到人類絕種﹝所謂創造新種族！﹞誓不罷休，正如染上了瘋狂的「找死病」一樣。
值得驚惕的是，對於這種傳染病，人類還沒有足夠的抗體。誠然，肯定「民族淨化」之類不合潮流野蠻行徑的人，正如聯合國安理會的譴責決議所指出，幾近於無。但是，不要忘記，在國際間高聲譴責的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正醞釀著極右勢力驚人的發展。
就是說，對「民族淨化」蹙眉的人，同樣對極右的抬頭蹙眉嗎？即使蹙眉，不必說全部，其中有幾成對他們的異常主張有沒有暗示幾分蹙眉呢？以激增的難民問題為由，高喊排斥外國人的勢力的抬頭，背後一定有些暗暗的支持相共鳴的。
對於與異民族的共存﹝不是侵略或統治﹞這一點，日本還未經受過正式考驗，但隨著國際化急速發展，何時會發生排斥外國人的風潮，難以預測。
明治以來，總是在「崇外」與「排外」之間搖擺，未能形成抗體。藉失業問題，治安惡化等為由，現代「攘夷論」復燃，是大有可能的，足以令人憂心。
確實，與異文化共存，必定伴隨價值觀的衝突。對未能形成抗體的日本杜會來說，過急的國際化也許是一個難題。然而，潮流不容許倒退，日本應在摸索中切實前進。
重要的，是我們能否以「開放的心」去對應這類問題。更具體地說，對應民族問題之際，在衝突表面化時，能否總是向對方打開對話之窗。
否則，惟我獨尊，自以為是，以這種「閉鎖的心」固執地對應，只會使問題越來越棘手，必將成為「旋毛蟲」的可口餌食。假如不能對話，結果只能訴諸武力。歷史上充滿著這種教訓。
「閉鎖的心」與「分裂」
「如民族淨化」暴行所象徵，當今的民族問題帶有殘暴性，其最大的原因全在於這種「閉鎖的心」。直至最近猶相安共處的異民族之間，一夜間被仇恨驅使，變得勢不兩立，一再發生流血爭端。這種現象，單從失去意識形態或權力控制這點來解釋，令人難以信服。
經濟貧窮也許確實是誘因，但那也沒必要自相殘殺。這襄關涉著與「開放的心」、「閉鎖的心」有關的，更深層次的文明史病理。
我相信，善的本質是「結合」，而惡的本質是「分裂」。惡的作用是虎視眈眈地要「分裂」一切。使人心發生龜裂，切斷家庭、同志、朋友之間的紐帶，離間國與國、民族與民族，進而破壞人與自然、宇宙的一體感，在一切被「分裂」的趨勢中，人孑然孤立，招致不幸與悲哀。
何謂「閉鎖的心」？即把人關進狹小的自我滿足空間，使「自」、「他」分離，猶如進入「惡業」的死胡同，是可悲的通病。這種人類有史以來的「宿業」，以特異的方式出現，可說是二十世紀文明的某種無可避免的宿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寫的啟示錄一般的情節，是對病理的出色預言，但有點是隱喻的，所以在這裹想介紹一下活躍於本世紀的、大體是同時代的三位前人的警世之言。
一位是哲學家馬塞爾﹝Gabriel H. Marcel﹞。他對當時混亂世情的清晰洞察，值得我們借鏡。
「普魯東﹝Proudhon﹞說：『知識人是輕薄的』。這話很可悲，但一針見血地道破了真實。這是有深刻的理由的。因為知識人並不像工人、農民那樣與不平的現實交手，而是用語言來活動，紙張亦默默地承受一切。哲學家必須不斷地意識這種危險。普魯東附帶說『人民是踏實的』。不幸，這在今天已不真實，因為報紙、廣播不可避免地使人們頹廢。」
「紙張默默地承受一切」，這話說得非常好。輕薄的文章，引致對語言的「輕信」。「輕信」語言，由於缺乏可以相信的實際內容，必然會反動地引起「狂信」。輕薄曾經是低俗的知識人的特有現象，這種精神污染，在二十一世紀，因報刊的普及而擴展到一般大眾。
現在猖獗橫行的民族主義之類表現確實適合於「輕信」、「狂信」的對象因為「民族」之類有相當的部份是虛構，民族意識在某種意義上也不外不乎是被甚麼虛構出來的意識。轉來或許有些偏激，我認為，由於現在民族主義過於兇暴，我們必須大膽地把觀點轉換一下。
民族意識是在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作為團結國民的手段、精神紐帶，下意識地製造出來的，究竟如何純粹，是非常令人懷疑的。
被視為近代國家樣版的法國、英國，混有非常多的民族、人種，略為回溯歷史，則可分解為更多的小部族意識。
邁向地球主義
在日本，民族意識是在明治近代國家成立以後才開始高漲，以前只有「藩」的意識。若追溯更久遠的古代，當時曾頻繁地與大陸、特別是朝鮮半島進行人際交流，則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在日本民族擁有實體之前，已經開始使用了「日本民族」這詞語。──不限於日本，考慮民族問題之際，必須特別注意這一點。因為不揣摩實體而相信詞語，是「輕信」，而「輕信」很容易轉為「狂信」。
馬塞爾把這種對語言的「輕信」與「和不平的現實交手」的工人農民的行動作比較。與此相關，我想再引用以前普談過日俄戰爭時一個日本士兵的言行。──當時，日軍連隊本部俘虜了俄國一名軍官和一名士兵，也因為是第一次，中隊長提議去見識一下。有一個士兵對此表示反對。
「我在鄉里是工匠，穿上軍裝就成了日本武士。不知道他們是哪兒的甚麼人，雖然是敵人，但卻是武士，不走運，當了俘虜，被帶去四處示眾，想必是滿懷羞憤。太可憐了，所以我不想去羞辱俘虜們。」
參觀俘虜之事作罷了。他說得好極了，是「與不平的現實交手」的人才能說的，流露出人倫感覺的話。他完全沒有最近在日本驟然強烈起來的偏狹的民族意識。和平的種子，不是抽象的議論，而是棲寓於這種庶民的人類愛之中。
被稱為本世紀首屈一指的新聞工作者李普曼，普尖銳地分析過「輕信」怎樣通過固定觀念而形成歪曲的形象。
他的名著《輿論》，抱看以新聞工作為生的人的自戒自省，挖出了馬塞爾所指出的「報紙、廣播等幾乎不可避免地使人們頹廢」的二十世紀文明的病根，是良心的由衷表露。
李普曼說：「我們如果不格外留心，就會有一種傾向，即藉助於頭腦中已經有的形象，把我們認為熟知的一切東西映象化。」
「除了處心積累保持不偏不倚的狀態時，我們未必會對一個人調查一番之後再判斷他是壞人。我們看見他時就已經把他當作壞人看待。露水濃重的早晨，靦腆的少女，神聖的僧侶，缺乏幽默感的英國人，危險的赤色份子，無憂無慮的吉卜賽人，懶惰的印度教徒，狡猾的東方人，空想的斯拉夫人，浮燥的愛爾蘭人，貪婪的猶太人，百分之百的美國人，這些看法也一樣。」
李普曼認為，由於這樣的種種「固定觀念」，輿論從一開始就「被污染了」。與當今的民族主義一樣，說是民意的反映，但其實是被「固定觀念」污染了的某種口號，異常的束縛著人們，這類例子不勝枚舉。
這種傾向，正如柏拉圖的「洞窟」之喻所示，也許不能說是特殊的現代現象。但李普曼指出，二十世紀大眾社會的輿論形成的特徵是，「固定觀念」使人變得「獨斷，因為他的信念是個完全的神話」。「反駁」往住被視為「背叛」，一個「解釋」代表了「真實」的全貌。這與不寬容僅半步之差，完全等於我所說的「閉鎖的心」，是現代的一種精神傾向。
例如，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等，只會培養出一知半解的、不寬容的、自以為是的思想家。與「閉鎖的心」根本就不能對話。一關進自己的「神話」裏，無論他怎麼饒舌，不，他越饒舌，其語言越不成對話，只不過是獨語。如帕斯捷爾納克讓日瓦戈醫生斥責「用武力討不來歡心」那樣，其本質是暴力的話，對話根本不可能。
因此，李普曼在《輿論》的結尾呼籲人類打開理性之窗，別懶於「斟酌證據」。他一直出色地貫徹蘇格拉底式的主題。
說到二十世紀的大眾社會論，絕不可忘記先驅者奧爾特加．加塞特﹝Jose Ortegay Gasset﹞的名字。
他的主要著作《群眾的反叛》對於二十世紀所具有的意義，如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之於十八世紀，馬克思的《資本論》之於十九世紀。這部著作以高傲的精神，罕見的批判力分析二十世紀的特殊現象──群眾的登場。雖然時過半個多世紀，仍可作為寶貴的借鑒。他也重規對話，認為是創造文化的樞軸。
「擁有觀念，形成意見是同一於懇求如此一個權威﹝即是理性，可理解的真理之世界──譯注﹞，服從它，接受它的規範與決定，而因此相信相互溝通的最高形式即是對話，在此種對話中，我們所擁有的觀念的根本理由得以被討論。」
他強調能訴諸討論的標準就是文化的依據。沒有文化，「以嚴格的詞義言之，就是野蠻。讓我們不要欺騙自己吧！在群眾反叛日益滋長的情況下，歐洲正一步一步進入野蠻之境地。」
這裏所說的「群眾」，不是指一定的階層。他稱之為「現代的亞當」或「自傲的小家夥」的群眾，是新類型的人，特徵是自我滿足、陶醉於淺薄勝利的「自我閉鎖」，和不願講求理性、講求合宜正當，而只會強行己意地「不順從」。
「自我閉鎖」和「不順從」構成「自傲的小家夥」所特有的幼稚性的兩方面，它猶如雙刃劍，軌斷成熟的人的對話紐帶。奧爾特加．加塞特明確地預告了日後在群眾社會裏出現的「孤獨」、「自閉症」等病理。
超越國境民族意識
《群眾的反叛》裏分析群眾心理的如下一節，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寫的傳染病患者非常相似。
「此種志得意滿導致他封閉自己，關閉外在的請願法庭；不洗耳傾聽，不把自己的意見讓任何判斷來權衡估量，也不考慮別人存在。他那充滿看權力的貼身感覺激勵他行使支配慾望。他的所作所為就好像這個世界上只有他以及他的喜愛之物存在看……」，的確是一副「閉鎖的心」的奴隸相貌，「輕信」、「狂信」、「不寬容」等文明病，被暴露無遺。
以上引用的馬塞爾﹝1889年生﹞、李普曼﹝1889年生﹞、奧爾特加．加塞特﹝1883年生﹞三位同時代人的警世名言，其雷同之處是對「閉鎖的心」的憂慮。對話是人的證明，而「閉鎖的心」否定對話，構成深刻的文明病。
我們所信奉的妙法的「妙」字，備俱「開」、「具」、「蘇生」三義。如第一的「開」、「開敞」所示，SGI展開的佛法運動，針對文明深部的病源──「閉鎖的心」、「閉鎖的靈魂」，著力打開它的門扉，吹進開放與共鳴之風，盡量築起四通八達的對話回路，是一個文明史上的創舉。
這並非是表面上對癥下藥的治療，而是根治文明病的勞作。對於頻頻發生的民族糾紛等，當然也需要緊急處置，但同時亦不能忽硯其根源，否則就會窮於應付。
我想起恩師戶田城聖，牠是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戰後不久就提倡「地球民族主義」，但冷戰激化，幾乎未引起當時社會的注意，頂多被譏為「脫離現實」或「夢想」。
然而，曾幾何時，在最近的輿論中，與「地球民族主義」一詞異曲同工的「跨民族、國家主義」，成為解讀、展望國際政治的關鍵詞語，驟然備受重視。每當看見這樣的時流，便油然想到恩師的先見之明，追懷依依。
為了實現恩師的立意，我目前正全力以赴，在美國此地努力地、誠懇地與各界代表對話。
SGI的躍進是人類的希望，讓我們以此為自豪，在各地、各崗位上，展開無愧的活動。
雖然締造地球新時代的組織機構還了無頭緒，但為了構築新的世界秩序，應當以聯合國為中心。這一點已逐漸被廣泛的人士所接受。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加利說：「能夠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維護正義與人權，又如《憲章》所說的，『在更大的自由中提高社會進步與生活水平』──我們正面臨著一個可以達成《聯合國憲章》的好機會。」
面對看這大好機會，聯合國正苦苦地摸索應如何對應時刻劇變的世界現狀。可以說，聯合國正處於一個巨大的歧路。如實反映這點的是去年向索馬里派遣多國部隊。眾所周知，去年﹝一九九二年﹞的聯合國安理會曾全體一致同意，為保證向索馬里輸送人道援助物質，派遣以美軍為主的多國部隊。
派遣多國部隊的目的，就是要救濟苦於內戰、掠奪、饑餓的索馬里人民，是非常人道的，是妥當的措施。如果放任不管，則估計八百萬人口中的近四分之一的二百萬人將死亡，對於這種情況，同為地球人，焉能坐規。
聯合國在柬埔寨的活動：一個冷戰後的和平模式
以往，聯合國以不介入成員國的國內問題為原則。但是，聯合國對索馬里的介入，是在保證人道援助的名義下，對以往視為內政問題的領域行使《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強制措施。這意味著以不侵犯國家主權為原則的聯合國，朝新的方向大大邁出了一步。
近年來，國家之間的關係發生著重要的變化。一方面是歐洲共同體﹝EC﹞的「主權共有」趨向。另一方面，則是各民族主張自治和獨立、國家陷於分裂的趨向。這兩方面，給國家主權的觀點帶來巨大變化。
過去愛因斯坦等人提倡改革聯合國、組成世界政府的主張，被歐洲各國置之不理。最近對國家主權的「挑戰」，可說是新時代誕生的預兆。誠如聯合國秘書長加利所說，「絕對的、排他的主權時代已經過去了」。聯合國因應時代變化，摸索「國家主權非絕對」的新國際秩序，令人注目。
在這一意義上，成敗極其引人注目的，就是為了調停和重建柬埔寨而設立的聯合國駐柬埔寨臨時權力機構﹝UNTAC﹞。
無須贅言，UNTAC作為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PKO﹞，擁有史無前例的巨大權限。人權、軍事、選舉、行政、警察、遣返難民、復興等，簡直是掌管著所有建造新國家的主要部門，進行著實質的統治。的確是超越國家的主權，開始了建設新秩序的實驗。
正因為是新的挑戰，其困難是無法想像的。但是，聯合國的這一新的實驗的未來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作為一個從心底渴望亞洲和平與安定的人，我不能不祝願它成功。
尤其是目前重建柬埔寨的最高負責人、聯合國秘書長的特別代表明石康是我的老朋友。我也曾與柬埔寨全國最高委員會﹝SNC﹞主席西哈努克親王在北京親切會見過，所以，對於柬埔寨形勢的發展，我寄以極大的關心。何況今年在柬埔寨將舉行總選舉，對重建該國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在動蕩的國際形勢當中，柬埔寨民眾長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盼望柬埔寨大地上能重建和平，人民能恢復充滿希望的生活。為此，希望各國都盡量支援、協助聯合國。
提議主辦NGO高峰會議
一九九二年，加利聯合國秘書長向安理會提交的《通向和平》報告書中提出了「和平實施部隊」的構想，引起熱烈議論。這是處於依據《聯合國憲章》的聯合國軍和PKF﹝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之間的軍隊。即使糾紛當事者不同意，也將派遣重裝備部隊，以實力調停糾紛。提出這一構想的背景，是冷戰結束後，民族糾紛等頻頻發生，聯合國必須要作為主體介入。
據最近的英國軍事雜誌說，全世界糾紛地區或將要發生糾紛的地區共計有七十三處。其中，近來國家內部的糾紛急劇增加，聯合國不得不對這些極難解決的糾紛做出對應。
從這一點看來，聯合國現在應重新認定自己本來的使命。《聯合國憲章》規定，聯合國的目的是維持和平與安全，保障人權與基本自由。為實現這些目的，要成為「調和各國行動的中心」﹝第一條第四項﹞。
因此，聯合國的作用是調和各國行動的組織機構。這一組織機構所確立的規則，正如《聯合國憲章》裏所表明，所有會員國要以和平手段解決糾紛，而絕非依賴於武力。如果軍事力量所代表的是「硬能」，那麼，組織機構、規則之類「軟能」才是聯合國的本質。我前年﹝一九九一年﹞在哈佛大學講演時的解說人之一約瑟．奈爾教授非常恰當地說：「所謂『軟能』，不是競爭力，而是協調力。」這是極富於啟迪的。
前面我已談過善的本質在於「結合」，惡的本質在於「分裂」。「協調力」代表「結合」的力量，「競爭力」即是「分裂」、一種要勝於他人的力量。我們要切記聯合國的目的正是這種為人帶來「協調」、「結合」的「軟能」。
今後聯合國亦必須臨機應變地處理各種事態，甚至為了忠於《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有時被迫採取一定的制裁措施，但是，那完全是為了帶來協調的迫不得已的「必要惡」。
所謂冷戰結束後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不外是創造以協調為基礎的和平組織機構和規則，而聯合國將承擔這中心任務。為了在全球推進這種協調，我們還需要認真注目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被少數發達國家獨佔的事實，因而應當銳意改革。
這關聯到對於現在以安理會為中心的體系是否適當的問題，也更進一步提出了聯合國現行的國際統治的正統性問題。同時，亦顯露了誰是國際統治上的主體，以及聯合國組織運營的民主化問題。
那麼，應該如何實現民主化呢？
現在的聯合國不消說是一個由會員國構成的聯合體，其各個機構也是由會員國政府的代表組成的，所以並非一個能充分發揮NGO﹝非政府組織﹞力量的組織機構。
民主主義基礎是主權在民，聯合國改革若是以聯合國民主化為砥柱，那麼，關鍵就在於如何正確反映各國民眾的意見。我在多年來一貫主張，聯合國在組織和運營兩方面，都要從以往的「以國為主」，改變成「以人為主」的方針。再具體地說，就是需要從「以群眾為主」和「以人類為主」這兩個側面去改革聯合國。
首先，加強「以群眾為主」的策略之一，是充分發揮近年來在國際社會上非常活躍的NGO實力。現在，聯合國與NGO的關係，只能是基於《聯合國憲章》規定，與經濟杜會理事會進行協商。然而，從NGO在國際社會的飛躍發展與活躍，和對聯合國的大力支援來看，停留於現狀是不自然的。不但是經濟杜會理事會，而且安理會和大會也應該成立能夠反映NGO意見的制度。
現在，作為聯合國改革工作之一，專家們提出了把安理會一分為四的方案，在「和平、裁軍」、「人權、人道」、「人口、資源、開發、環境」、「技術、信息、交流、教育」四個領域分別設立理事會。而當今的時代，這四個領域哪一個也不能缺少NGO的協力。
例如，作為支援聯合國活動的一環，創價學會去年﹝一九九二年﹞以青年部為主協助聯合國駐柬埔寨臨時權力機構﹝UNTAC﹞開展了「收音機募捐」﹝Voice Aid﹞活動，引起巨大反響。日本人民好意地捐贈的十一萬部收音機已經送到當地群眾手上，估計最終將多達二十八萬部以上。
要迅速地因應這種課題，靈活的民間團體是最適合不過的了。在這樣的各個方面，只要能確立參加的組織機構，就一定能充分發揮NGO的力量，進一步提高聯合國的綜合力量。
最近，早期警報﹝early Warning﹞的聯合國活動受到重視。這是近年來聯合國開發的機構，用於收集環境破壞、天災、饑餓發生、人口移動、疾病蔓延、核事故危險等情報，和發出早期警報。
在各種問題爆發之前向當事者發出警告，因此得到及早解決，是聯合國「預防外交」的柱石。NGO在為這早期警報活動收集情報方面，也受到高度評價，如能發展與聯合國的協力關係，就會更有效果。
今後強化聯合國的一個要點，就是要創造一個這樣的制度，使安理會、大會及秘書長在事件發生之際，能動員所有聯合國有關機構的資源，集結聯合國機構的力量來解決。正因現在並不存在這種橫約有機聯繫制度，所以聯合國才發生種種的難題。
進而從綜合力量來說，如何發揮NGO的力量就是關鍵。我認為，當前起碼應創設一些NGO代表與聯合國秘書長定期協商的場所。
土著民族、少數民族與聯合國
當今地球社會承認的共同價值是「人權」。去年﹝一九九二年﹞，生於中美危地馬拉的土著民族瑪雅族人權活動家里戈貝爾塔．門楚﹝Rigoberta Menchu﹞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為世矚目。在他的祖國危地馬拉，佔國民半數以上的土著民眾被置於社會的底層，門楚站在人權運動最前列，為土著呼籲語言、生活的自決權。
今年，一九九三年，是「國際土著年」，定於六月在維也納召開世界人權會議。不妨說今年是人權年。
所以，譬如說，可否設立專門處理少數民族或土著民族問題的「聯合國少數民族、土著民族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去年，全歐安保協力會議已經創立了「少數民族事務高級專員」制度，有必要把它升級為世界性的聯合國機構。
如果聯合國誕生了少數民族、土著民族事務高級專員，就可以和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協力，成為保護少數民族權力的巨大國際力量。這在聯合國進一步加強「以群眾為主」側面，將是劃時代的前進。
其次，把聯合國的「以國為主」的一面改為「以人為主」的策略之一，應考慮聯合國大會的民主化。
最近，為改革、加強聯合國，焦點集中在怎樣改革安理會上。這也是重要的，但我認為，歸根結柢，為了能通過所有參加國來反映全人類的意見，應對大會加以改革。
我目前正在與舉世聞名的和平學家約翰．戈爾通博士交換意見，準備出版對談集。聯合國改革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論點。博士提議，與現在的聯合國大會並行，作為第二議會，創設聯合國群眾大會﹝UNPA﹞。
關於其內容，還需要深思熟慮，但對於博士的基本想法，我也贊成。他認為，政府主導的全球主義往往會變成國際主義﹝國家單位的結合﹞，要具有擺脫民族、國家主義的視點，只有通過政府與民眾協力，才能構築更好的世界。
當然，我也非常清楚這是一件知易行難的事。要進行這樣徹底的改革，首先會面對修改《聯合國憲章》這難關。但是，當前最大的課題是，以人類的全體意見，創造既能反映現代世界，又能通用於二十一世紀的全球性統治機構。
日前，地球統治委員會的漢森﹝Peter Hansen﹞專務理事訪問創價學會本部，交換了意見。對於該委員會的最新報告，我也多有同感，如：
「過去半個世紀，世界各國建立了廣泛的國際合作機構。其中心是聯合國和《聯合國憲章》，擁有很大的可能性。在特定的地域或領域，還設有為數眾多的重要組織。但是，這些統治世界的機構已不能充分因應新時代的要求。」
前幾年，我普與諾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編著了對談集《世界市民的對話》。他是世界聯邦主義者世界協會會長，曾精力旺盛地推進強化聯合國運動，因而舉世聞名，可惜現已逝世。我難以忘記，他在與我的對談中強調一旦發生可能影響聯合國未來的新事態時，就必須召開全體會議，對其正式討論。
不是削減，而是全部銷毀核武器
確實，《聯合國憲章》上寫看，如需要重新審議《聯合國憲章》，可以召開成員國全體會議。雖然迄今還未曾召開過，但我相信應該是時候了。特別是一九九五年是聯合國創立五十週年，亦是召開這樣的全體會議的大好時機。
據說，地球統治委員會預定在聯合國創立五十週年的前一年，提出新的關於地球統治機構的報告書。我提議，應當大量匯集這樣的英明構想，在一九九五年聯合國發起召開改革聯合國的世界首腦會議的同時，亦應考慮召開匯集世界市民之聲的「世界NGO高峰會議」。
各地頻頻發生的糾紛，顯露了一個向糾紛地區輸出武器的問題。尤其是大國大量傾銷武器，使糾紛更加惡化。嚴厲限制這樣的武器交易，強化裁軍，已到了極其重要的階段。
九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展望不景，既然冷戰構造已瓦解，現在更需要抓緊裁軍，發展世界經濟。
去年﹝一九九二年﹞秋天，加利聯合國秘書長向第一委員會﹝政治、軍事﹞提出了關於「寒冷戰後的裁軍」的報告。其中談到把裁軍活動視為「創造和平、維持和平、建設冷戰後的和平」的聯合國活動之一環，並呼籲不僅特定國家，而且所有成員國都應致力於全球規模的裁軍。這的確是一個緊要的課題。我強烈希望，美國和俄國尤其應率先進行。
今年﹝一九九三﹞年初，美國和俄國首腦會談，簽署了第二次削減戰略武器條約﹝START II﹞，將全部銷毀地上配備多彈頭洲際彈道導彈，兩國把戰略核武器削減到現在的三分之一，即三千到三千五百之間。我毫不猶豫地認為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難以理解的是，為甚麼還留存那麼多的核武器？
既然美國和俄國已不存在敵對關係，就不能不說曾發揮過威力的「以核制核」理論已經沒有意義了，所以亦沒有理由保有三千核武器。當今希望兩大國能立下銷毀全部核武器的決心，藉以誘發世界規模的裁軍。
如果美國和俄國能著手進行這史無前例的壯舉，一定會大大地影響到整個世界的裁軍運動，甚至會觸發一個全擁核國參加的銷毀所有核武器的國際會議。
日前，在推進核裁軍上，障礙之一是核彈頭解體廢棄需要龐大費用，經濟情況極其惡化的俄國難以承擔。這個問題不是哪個特定國家予以支援就能解決的。而且，核問題不止於美國和俄國，還面臨著如何阻止核擴散的深刻問題。這些越加複雜的核問題，需要一些新的國際機構來綜合地處理。
我認為，日本應積極推進上述問題，以協助聯合國復蘇及奠定其地位。日本的國際貢獻並不限於怎樣因應聯合國的安全保障任務。現在更不是顧慮能否當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面子間題的時候。在環境、貧困、饑餓、人權、人口等廣泛領域，綜合地協助聯合國，才是最要緊的。
為實現這樣的和平構想，我今年﹝一九九三年﹞亦將與世界有心人士繼續積極地展開對話。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