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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屆「SGI之日」紀念倡言－希望世紀的民主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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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九○年新出發之際，我想闡述最近的感受，作為紀念第十五屆「SGI之日」。
今天剛好是SGI成立十五周年。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在美國的關島舉行了第一屆「世界和平會議」，得到世界五十個國家的代表出席參加，實質上開始了國際創價學會（SGI）的活動。
當時，我呼籲各人不要只顧個人的幸福，而應該貢獻出寶貴的一生，在世界上播下和平的種子。我自己也許下諾言，要本者這宗旨來活動。
在這十五年來，世界各國的會友們，以佛法運動為基礎，在自己的國家、自己的社會裏，為建設和平而努力活動。現在，他們都成了自己國家的模範市民，對社會作出寶貴貢獻，受到世人尊敬，對此，我衷心的表示敬意。在世界一百一十五個國家裏，一百二十六萬多的會友正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不遺餘力地努力著。
新的世紀即將來臨，我們應再次確認「人道主義」、「和平主義」、「文化主義」這二個永遠的指針，為新時代開闢新的康莊大道。
基於這個原因，我想再一次與各位確認SGI的基本路線。
第一：國際創價學會會員要尊重本國的文化、傳統、法律，作為一個好市民，為社會的繁榮作出貢獻。
第二：國際創價學會會員要促進以生命尊嚴為根本的文化教育發展。為達成這目標，要努力推進國際間的文化、教育交流。
第三：國際創價學會會員否定戰爭等所有暴力行為，以人類幸福、世界繁榮、和平為活動宗旨。為此，以消滅核武器、實現不戰爭的世界為遠大的目標，支持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協助聯合國努力維持世界和平。
SGI本著這基本路線，在今後的十年裏，要築起一股更穩固的世界和平力量。
去年，我在東京會見了奧地利的弗蘭茨．弗朗尼茨基總理。當時，總理對我說：「拉丁文的諺語裹說『想得到和平，先要準備戰爭』，但我的活動宗旨是『想得到和平，先要準備和平』。」他追求和平的心情深深地打動了我。我亦有同感。
離開廿一世紀只有短短十多年的時間，其間，為了永久的和平，我們要開始做好準備。尤其是進入完成期的今後十年，對世界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十年。
去年底，我感慨萬千地在熒光幕上看著柏林開放勃蘭登堡門。一九六一年十月，我曾於訪問西柏林時。來到這門前逗留，那份強烈的印象，至今還難以忘懷，因為當時剛好是這道分隔東西的圍牆建立還不到兩個多月的時間。
二十八年後，人民以驚天動地的力量，把這象徵東西冷戰悲劇的圍牆推倒了，使人感到歷史的齒輪，正向看新時代開始轉動。在人類的歷史裏，除了極少數的例子，相信再也找不到如此和平的巨變。
新時代的新和平構思
去年在馬耳他舉行的美蘇首腦會議，雖然嘗試構築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但結果只共同確認了冷戰已結束這現狀。至於新的世界秩序的骨幹以及如何能實現等具體方案，卻還在探索階段。
現今人類雖然開始重視「民意」，開始注視「民主潮流」，但對於送掉一個舊時代，迎上一個新時代後的世界又將會有何變化這點，卻感到非常悄然和不安。因為現代正是歷史裏的一個過渡期，全球仍然充滿堆積如山的問題，地區性的不安定因素隨處可見。
但是，美蘇結束了戰後開始的冷戰，從對立轉向對話，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今後，東西方的協調體制若能順利發展，裁軍有所進展，世界的緊張會開始緩和，核戰爭危機減少，可以促進經濟的繁榮。
從這點來看，下一世紀的展望大致是明朗的。重要的是，我們要把過渡期特有的「混沌」狀態安定下來，阻止它走向分裂和抗爭，引導它走向更安穩的方向。而且需要有長遠的展望，不能性急，要循序漸進去把它完成。
同時，抓著這個好機會，以毅然的決心，為新時代創造一個嶄新的和平構思。要是因為前程是模糊一片，所以過分警戒，變得太膽怯，那是不能開闢新的大道的。現在最需要的是打穩基礎，展望今後這個新的時代，全力以赴地找出一個長期的和平結構。
現在的當務之急，就是要認識清楚人類踏進了一個怎樣的時代，冷靜地去分析我們的立腳點，持有對時代正確的認識和展望。
去年底，觀看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動向，不禁深深感受到「人，誰都有生存的權利」，而這種強韌的意識創造了一個「民意時代」、一股「民主潮流」。這股潮流，已經不受任何東西阻擋。而且甚至可以吞下任何阻擋的東西。隨看科學技術的進步，資訊傳遞的迅速發展，使現代變成一個「超越國界」的時代，而民主的潮流，總有變成人類歷史主流的可能。或應該說，這才是理所當然的。
我在去年的「SGI之日紀念講演」裏，發表了以《新世界主義的曙光》為題的講話。在這一年中，各地的變化遠遠超出人們預料之外，世界主義的朝陽，衝破了拂曉的曙光，赫赫地從地平線的彼方升起。這個朝陽，正是人民本身。這世紀末，正好是我們人民的力量登上歷史舞台，並成為主角的最好時機。
當然，情勢還不容樂觀，但從熒光幕上看到東歐各國人民的面上，是充滿光彩的。在柏林、在布拉格、在布加勒斯特……掙斷了長年的政壓枷鎖，年輕人奪回了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他們的面上都是充滿「自由」和「解放感」的光輝。要是提倡「參與」的薩特還生存的話，他一定會為青年們熱烈地歡呼。我的恩師、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先生曾大力地主張：「創造新世紀的，就是青年的熱情和力量」。為了東歐各國未來無限的發展，我虔誠地祈求在青年們的臉上：永遠地充滿光彩。
東歐的新浪潮可說是解放人性的運動。同時，要注意到從別的觀點來看時，東歐各國人民大體上希求的，差不多都是西方陣營所說的已經到手的「自由」，和經濟上的「富裕」。
過去，馬克思主義排斥這些「自由」和「富裕」，說它仍是「資產階級的」，並強調真正的「價值」，只能通過共產主義社會的「按能而勞、按需而分」才可以獲得。不久以前，這烏托邦，作為崇高的理想，被安置在唯物史觀這進步主義史觀的頂上，瘋魔了多少優秀的青年，鼓舞他們投身於社會改革的活動。但觀看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他們開始與從來的路線分道揚鑣，以前高揚的理想開始失色，未來的展望，恐怕真的會變成永達不到的烏托邦。
換句話說，就是東歐各國確實是從政治壓迫下解放過來，「自由」、「富裕」這些目標到手了，但今後的指標呢？東歐陣營的激變，雖然證明了人民的力量，為人民打了氣，但問題堆積如山的西方自由主義社會的未來，卻未必一定是富裕的。眼看人海如潮水般超越了「國界」、衝破了「圍牆」，西方人民最初會感到嚐到了勝利的滋味，但馬上隨此而來的，應該是一種難以形容的複雜心情。他們會反省，自己所體會到的自由主義社會的現狀，是否真的如此充滿魅力、值得自豪？
對未來不容樂觀的日本
冷靜地觀察美國、西歐、日本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內情時，會認識到現在絕對不是陶醉於勝利的時候。美國總統布殊要背城借一地去撲滅毒品，象徵了先進國家其中一個病入膏肓的課題。在馬耳他會議以後，核戰的威脅雖然減少了，但環境破壞、資源不足、能源危機、人口膨脹等問題還是堆積如山，我們一刻也不能延遲處理這一連串的「地球問題」。
尤其是日本，在激動的世界中只會安逸於其經濟地位，對於所有一觸即發的危機置之不理，懶散地在享受太平。這種「自由」和「富裕」，不但不能把人的美好質素鍛煉起來，反而會使人墮落。
九零年代這世紀末期成為受人議論的話題，但假如稍有差錯，世紀末期會同時變成人類歷史的末期，所以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目前的「自由」和「富裕」的另一側面。
民意潮流的「明」與「暗」
要是東歐各國充滿解放感的歡欣表情是「民意時代」、「民主潮流」的「光明」一面時，那麼上述西方的問題所反映的側面就是「黑暗」的一面。故此，作為一種反論，如果從未來希望的明與暗的層面來看，在這幾年的激烈變動裏，杜會主義是勝利了，而資本主義卻反而黯淡無光。
去年曾任職於美國國務院的弗朗西斯．福山氏所寫的論文《歷史的終結》曾經引起各界的議論。在論文裏，他指出在今世紀裏，歐美的自由主義會戰勝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全體主義，其結果會使歷史終結，迎來一個「沒有藝術和哲學」的超歷史時代。對於這個「勝利苦杯」，他描述說：「歷史的『終結』將會為我們帶來一個長時期的寂寞無聊時代，又或許會成為一股再次開創歷史的動力」。
在根本的問題點上，我對福山氏的理論持有異議。我認為人不是毫無目的地「生存」的，人總是希望「活得好點」，就是說，要是人經常抱著一種「為了甚麼」的「尋求意義」的精神，那「長期的寂寞無聊時代」總是不可能產生的。
話雖如此，作家堀田善衛氏在幾個月前，因為在巴黎的書店裏找不到任何詩集而大為驚異。詩和哲學同時消失了蹤影的無聊社會---這種社會一定會產生出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小說裏描寫的地牢居民那樣，主張---假如二二總是四的話，就是死的開端」的，堅決不離開地牢生活的叛逆者。
而且，這種無聊的均一大眾社會，不管是笑容滿面的法西斯主義、或其他甚麼主義也好，它終究會成為重新裝璜的全體主義的狩獵目標、犧牲品。我們絕對不能讓「光影相交」、「明暗同途」的「民意時代」、「民主潮流」邁向這種方向。
在此，我想回顧柏拉圖對民主主義的批評。眾所周知，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第八卷裏，把政治制度分為以下五種：（一）國王政制、（二）名譽政制、（三）寡頭政制、（四）民主政制、（五）獨裁政制。他分別談論了各體制的優劣，以及適合各體制的人的類型。柏拉圖對各體制的優劣評價，是順著他舉出的次序的，他把民主制列於第四位，而推崇由「哲學王」執政的王制。 ，
柏拉圖之所以對民主評價不高，是有他的時代背景的。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由於他的青春時代，正是雅典民主主義的混亂和衰退時期。在柏拉圖誕生前不久，雅典與斯巴達開戰，戰事竟延續了差不多三十年，直到柏拉圖二十五、六歲左右才由於雅典的敗北而停戰。可以說，柏拉圖的青春完全在戰火之中度過。同時，在戰事發生後不久，雅典的著名將軍伯里克利病逝，使雅典的民主主義急速地衰退。年輕的柏拉圖生長在戰火中，體驗盡了喪失人性、人最醜惡的一面，通過他的聰明才智，自然而然地會使他達到了如上對人和政治的觀點。柏拉圖冷峻地看透了人的利己主義，而對它放了一枝批評現實的冷箭。
對於柏拉圖最富決定性的打擊，應該是他敬愛的老師、蘇格拉底的被判死刑。蠱惑的政治家煽動愚昧的人民，說：「只有殺掉蘇格拉底，雅典才能得到民主主義」。雅典的人民背叛了柏拉圖的期待，把「最正義的人」處以極刑，這難怪他開始懷疑民主政制的正確性。
無論如何，年輕時的體驗，培養了柏拉圖對人和杜會有一種超人的敏銳觀察力。在文章裏，他描寫了民主政制如何受內在因素的影響，而會轉移到持有完全相反性質、一種全體主義的獨裁政制的過程。雖然描寫得有點戲劇性，但那細緻精妙的文筆、那令人頷首的說服力，使這部分成了書中最精彩的段落。
永遠難以解決的「自由約非邏輯性」
在書中，柏拉圖指出對人來說，永遠解決不了的難題就是「自由的非邏輯性」。民主制標榜說：「自由是國家的光榮，因此，只有在民主政制裏，天性自由的人才肯居留」。但為了貪得無厭地追求自由，產生了大批「無可滿足的欲求」，慢慢佔領了「青年靈魂的要塞」，開始誤解了自由的真義。
他們「視謙遜為愚蠢」，「譏節制為欠丈夫氣」，把「謙退和節儉說是庸俗、下流」而排斥這些美德。反過來，稱「傲慢為高貴、無紀為自由、浪費為慷慨、無禮為勇敢」，為這些惡德「戴著花冠，迎到它們家裏來，同來的還有一大批別的，齊聲唱著頌歌，以榮名讚美它們」。
結果，隨著時間的過去，混亂越發不可收拾。為了要打開這個混亂的局面，人民開始期待有能的領導誕生。這樣的情況下，從一群「沒有刺的雄蜂」裏選出來的「惟一有刺的雄蜂」，最初會規規矩矩地去領導群眾，但逐漸會受到權力魔性的控制，早晚變成「獨裁」是必然的事。「過度的自由，不論是在國家或在個人，似乎只能轉到過度的奴役」。如此，民主政制所說「最極端的自由」，只會墮落到獨裁政制這「最嚴重的專制政制與奴役的形式」，而受獨裁者的支配。
以上雖然是非常簡單的概要，但可以理解到柏拉圖理論的中心，就在「自由的疾病」、「自由的非邏輯性」裏。對人類來說，自由是如何充滿魅力，同時又是如何難以對付的一個課題……在讀到《理想國》那暢順的而充滿說服力的文章時，不由得反省現代全體主義發生的因素，使我有著如觸電一般的感動。
話雖如此，柏拉圖對民主政制的徹底批評，從另一個角度，卻受到H．凱爾森、K．波普爾、B．羅素等近代民主主義思想家的排斥與反批評。這個角度，就是婦孺的共有、哲學家（少數人）對國家的支配、與及放逐詩人等措施，使理想國的制度看起來好像是全體主義或極端的共產主義。雖然這些並不是柏拉圖的所有論點，但正如羅素批評它們為斯巴達式般，這些制度會成為日後研究他的民主制的許多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的絆腳石，使研究家忽視了柏拉圖的立足點。
法國哲學家阿蘭對此卻有不同的見解。他說：「有誰過去曾指出柏拉圖的《共和國》（理想國）主要是針對個人內在世界的統治而寫的？」我贊成阿蘭這種看法，覺得《理想國》的中心不是在討論一國的「制度」，而是討論「人」本身，或者更深一層的，討論人的「靈魂」。
阿蘭接二連三地說：「書裏的有關政治部分，只是他任性地想混亂性急的讀者而寫的，因為柏拉圖絕不希望人誤解他，覺得全不理解總比誤解好得多」。
「任性」，可說是阿蘭對柏拉圖第一流的判斷。沿看柏拉圖文章的脈絡，在討論過制度後，馬上轉向談論人，而且涉及統治人的內在世界這難事。上述的《理想國》第八卷裏，談過了五種體制和適合各體制的人的類型後，在第九卷裏就開始談論到「靈魂的秩序」與「靈魂的和諧」。他把靈魂分為（一）理性的部分、（二）感情或血氣的部分、與及（三）欲求的部分。他指出只有理性的部分能支配其他兩部分時，人的「靈魂」才得到秩序與和諧。在第九卷末，他暗示了要注意自己「心裏的城邦」。
這種需要，聯繫到柏拉圖的「不死的：永遠的靈魂」這畢生的課題。《理想國》的終結，描寫了勇士厄爾在死後十二天復生，並說出看到自己死後靈魂的命運的事。柏拉圖以這故事述說出：假如想靈魂得到健康和協調，是不能忽視不死：永生這觀點的。他的學說雖然不算是一種宗教，但卻非常接近宗教的領域。
可能我對柏拉圖太固執了，但我覺得，他這種秩序整然地把「靈魂」分階定位的課題，正是可以概括現在的「民意時代」、「民主潮流」方向的重要觀點。席捲東歐各國的人民力量，正是一種強力的「解放」活力，而且證明了從長遠看，無論任何的執政者，要是違抗民意，是難以長存的。
然而，最重要的是如何把這種「解放」的活力轉變為「建設」的活力。目前當然是著重於追求「自由」和「富裕」，但要重建一個經過官僚支配而充滿弊病的經濟制度，並非一件容易的事。蘇聯進行「改革」所遇到的種種困難正是一個好的證明。而且蘇聯和東歐各國擁有日本難以想像的複雜民族問題，要是政策失敗，解放後的力量、活力就會變成引起對立、抗爭的動力。問題是，怎樣才能把它正確地引導，使它匯合為世界性的「民意時代」、「民主潮流」。
被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譏笑為「政治三流國」的日本，雖然是姍姍來遲，但最近也開始有了轉變。近年，對政治和社會構造一直是袖手旁觀的女性和市民力量開始抬頭，威脅了墨守成規的舊價值觀念。今後怎樣把這些力量和世界性的潮流連動起來，配合上這個「超越國界」的時代，將會是影響今後人類社會命運的一件大事。
為此，我認為人是需要再次注視自己的「內在世界」的，正如柏拉圖所倡言的不單是「外在的城邦」，而更應凝視個人「心裏的城邦」。只有如此，才可以在迫近眉睫的廿一世紀到來以前，趕得及為人權訂下一個普遍的定義。這不僅是現在世界急待解決的課題，亦是「民意時代」、「民主潮流」的一個象徵。
在半個世紀以前，當納粹黨的軍靴開始踐踏歐洲各國，威脅著人道主義的存亡時，英國詩人T．S．艾略特忍著內心的痛楚，通過廣播如此呼籲：
「我對於一般世俗的革命家的馬虎態度不敢恭維，他們把所有世間的罪惡都視作己身之外的東西，所以，要改變這些與自己個人無關的罪惡時，只有從外在的組織、機構去尋求改革。但就算他們承認罪惡來源於人的行為，也只歸咎在他人身上，比如在階級、民族間，在政治家、銀行家、武器製造商身上，而絕不會在自己的身上去尋找。」
這可說好像「阿基米得支點」的指摘般。東歐各國一連串的變動，證明了相信罪惡與敵人都是在「外在世界」，而不注視自己「內在世界」的錯誤想法：和相信只要消滅了敵對階級，便可以解決一切的階級鬥爭歷史觀念的崩潰。假如把「階級」換上「民族」，便成了提倡純粹亞利安民族血統的、納粹黨那惡魔般的民族理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後過了差不多半世紀，現在仍常常聽到西歐各國極右勢力反對外國勞工入口的消息，顯示了打出「民族」商標作惡的習慣，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看。
對日本來說，這決不是隔岸觀火的事。由於經濟轉好而勞工不足，引致外國勞工激增，使日本傳統的價值觀念開始動搖。例如固執地強迫外國人按印指模的法例確實令人費解。如艾略特和柏拉圖等提倡注視自己「內在世界」的呼籲，應該是萬古常新、十分迫切的課題。
日趨惡化的日美貿易磨擦
在考慮「人權」時，是不能忽略以上的問題的。去年是「法國大革命」和「人權宣言」二百周年紀念，舉行了各種各樣的慶祝，SGI也參加了其中的一部分。在「人權」議論百花齊放時，法國一份雜誌模仿了《共產黨宣言》裏有名的一段，說：「有一個妖怪徘徊在歐洲（就算不是全球），一個叫人權的妖怪。」即是從「共產主義神話」回歸到「法國大革命神話」去。觀看最近共產世界的慘狀，這是件自然而然的事。以《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為題的《人權宣言》，作為人類普遍的價值理念，再次受到注目。去年我在法國學士院講演時，遇到了各界有名的學者，從與他們的接觸中可以感受到這種趨勢。
當然，「人權宣言」是以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思想為母體。這思想隨著時代進展，不停地發展和增強起來。當初只是注重從國家權力維護個人各種權利的「自由權的基本權」，隨著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增大，從今世紀開始，已增強了要求國家保障人民生活的「生存權的基本權」色彩。最近甚至有人把「自由權的基本權」稱為「第一代」，把「生存權的基本權」稱為「第二代」，把要求和平、環境等國際團結稱為「第三代人權」。而這明確地採用了曾是殖民地的第三世界思路。
三年前，我曾經會見「法國革命．人權宣言二百周年委員會」的米雪爾．巴羅文會長。當時，他熱情地向我介紹紀念二百周年的《新人權宣言》。他說：「為了實現一個尊重人德的社會，必須要有『友愛』，為了實現『友愛』，必須要有『團結』。」可惜，巴羅文會長遇意外逝世了，但他的理想，一定會跟「第三代人權的人權思想合流，得到繼承。
我想強調的是，為了實現「友愛」、「團結」，一般會偏重於法律、制度的保障。當然這也是重要的側面，但我覺得，充實「人權」概念的精神側面也十分重要。比如像S．韋伊所說的，人最普遍的感情是「痛心的感受」般，為了讓人權得到充實豐富，我們需要培養起能觀察「內在世界」的眼光。
舉個最確切的例，就是近年日趨惡化的日美貿易磨擦。兩國間極端的批評，遠遠超過了經濟、貿易的範疇，甚至開始攻擊對方的文化、人格和生活概念等領域。我擔心的是，這種批評，要是發展成為感情上的對立，變成了民族中心主義的對抗時，那後果將會是非常嚴重的。
考慮到日本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曾受過自由貿易體制不少恩惠這點，我認為日本應更開放自己的市場和社會，創立一個自由民主的體制。我認為應以「自由」、「民主」、「民權」，尤其是西歐近代出現的「個人的尊嚴」為指標，因為這些都是超越體制、文化、傳統等概念而應該受到尊重的因素。假如說理念與現實是互相矛盾、難以實現；那麼最低限度，我們得承認抽象化的人類理念是擁有普遍價值的，並應以這作為前題而嘗試把抽象變為現實。
不像法國、日本沒有實行過「人權宣言」、「個人」也未曾因為保障人權而與「國家權利」對峙過，「個人的尊嚴」在日本是不受重視的。個人的權利為國家、社會、團體而犧牲;人民服從權力：應該提出異議的知識分子卻屈服、沉默……這些雖然是司空見慣的事，但我們需要開始虛心地反省。
要不如此，只陶醉在一點經濟成就上，以及只自誇日本文化的特點和優秀的地方，將會越發使日本處於孤立狀態。沒有反省和自制的傲慢國家，在國際社會上難以受到尊敬。缺乏永遠持續的「友愛」和「團結」，只會落得「財散人空」的收場。
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對日修正主義的批評家們，把自歐洲近代出現的各種價值觀念作為絕對正確的前提而原原本本地接受過來，這也可以說是缺乏了反省的態度。剛才我提過的理念和現實的不一致，在這場合，引起了如下的後果。
法國大革命歌頌普遍性的「自由」，但由於該「自由」極度抽象的緣故，脫離了傳統，為此，產生了彌補斷絕的「自由專制」這恐怖手段，以強制方法去鼓吹自由。還有，歐洲近代的自由主義者，一方面高舉輝煌的旗幟;另一方面，卻把亞洲處於殖民地的枷鎖下，加以剝削，使第三世界的人民和國土，至今還留看各種的傷痕和烙印。這也是理念與現實不相符合的好例證。這些地區，至今對於西歐價值觀的輸入，仍然當作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的入侵，充滿警戒和反感。
無庸贅言，這些已經是一般的常識，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東西方」概念變質的問題，常常受到議論。本來「東西方」是用於指杜會主義與自由主義思想的對立，但最近多用於指「東方（亞洲）」與「西方（歐美）」間「文化」或「地方性」的對立。作為日美貿易磨擦的背景，排斥不適應自由主義社會的日本的「日本文化異質論」，就是由此而生的。
這是值得憂慮的問題。反省近代的種種問題，包括殖民地主義等：今世紀出現了「文化相對主義」，它能接受歐美以外的文化，並給以同等的價值。這應該是歐洲智慧的自淨能力、反省能力的表現，更可說是良知的歸結。但現在的情況是逆流向鼓吹「落後的東方」與「先進的西方」這種封建的思想，非但缺乏「友愛」和「團結」，甚至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價值觀念，只會打著「文化磨擦」、「文化戰爭」這些毫不文化的標語去攻擊對方。
作為「世界市民」的精神基礎
這次的日美貿易磨擦，教訓了我們文化交流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時會有激烈的價值觀的衝突。當然在不同文化接觸時，多少總會有所衝突，問題是衝突後能否把它們誘導向融合的方向。在要求全球性的文明、文化這時代裏，通過接觸和衝突，為了建設新文化和新理念，要覺悟到有時需要忍痛修正自己。
這時候，特別對於我國（日本）來說，最需要的是有反省自己內在世界的「自律」。與跟人接觸時一樣，接觸不同的文化時，要是沒有「自律」，只會一方地堅持己見，是不能產生成熟的關係的。
能有找出自己「內在世界」的惡這方面的眼光，也就是等於有找出「外在世界」的善的眼光。這並非是摩尼教那種極端性的善惡二元論，而是說無論自己和他人，也是有善和惡的並存。所以，在互相的接觸中，如何能揚善棄惡呢？---這種自律能力，不是對立也不是背離，而是使自己和他人的人格都走向正確方向的力量。
如果能發揮這種自律的力量，便不會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價值觀，也不會批評侮辱對方的文化傳統;更不會好像「動物」般，只會強持己方的經濟利益，忽視了對方的國情、影響。
此外，由GNP（國民生產總值）的多少而得來的自信並不是有自律力量的自信。日本人常常被批評過於「崇外」或「排外」，這證明了日本人的眼光經常只往外看，而不懂凝視自己。可以說是一種「律人」而不「律己」的做法。
森有正曾說過：「世界就是自律的競爭。」他認為指導平民、建設和平的真正意義就在這裏。他的識見是卓越的。擁有巨大經濟力量的日本，如果沒有自律的能力，便會是個非常危險的存在。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稍有差錯，難保不會變成軍事大國。要是如此，日本憲法裏寫的「在國際社會裏佔一個有名譽的地位」這樣和平的國家、日本的理想，便會完全粉碎，變成空想。
在此我想指出，宗教對社會作出眾多貢獻的其中一點，就是培養起人的自律能力。
例如，在《法華經》裏，有說及「常不輕菩薩」修行的事。去年年底，我跟提倡非暴力主義的世界和平學者、夏威夷大學的格寧．比治教授會談時也提出過，不輕菩薩、正如他的名字「常不輕」一樣，決不輕視他人，因為所有人都持有佛性，所以絕不能輕視任何人，要尊重「生命」和「人」。但傲慢的人們不單不聽從，反而咒罵他，用木杖打他，用石頭擲他，加害他。不輕菩薩決不動搖，仍然堅持輕視人等於輕視佛這信念，繼續禮拜說法，貫徹他自己尊重人的行動。
不輕菩薩這「不輕視他人」的堅強意志與行動，正是「自律」的一種表現。這是《法華經》裏談及修行時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也正如柏拉圖提倡靈魂應受「理性部分」支配般，正是貫通全人類的「自律」這德行的一種理想像。
實際上，作為世界市民，能否持有「自律」精神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首先要能清晰地觀察自己，才能進一步持有超越國界、民族的視野。恒久的和平並不是個靜止的狀態;這是由有「自律」的人和杜會組成，以這種意志爭取得來的。當然，為了實現和平，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協調是很重要，但宗教怎樣去培養出大量有「自律」的人呢？這是構築和平的一個極重要的因素。因為一個名符其實的宗教、一個不負人類歷史要求的宗教，必定能培養出有深厚精神基礎的世界市民。
解決地區糾紛的聯合國機能
去年初，我提議在這多極化的國際潮流裏，要創造出新的政治、經濟秩序，以聯合國為中心是最現實的辦法。由始至終，我們一直主張，要建立一個綜合的新世界秩序系統，應以聯合國為中心，而且加強其權限。最近，世界對聯合國的評價遠遠高出我們預料之外。現在，東西方的思想對立已告一段落，允許聯合國更有效地發揮其機能。故此，我們應該考慮聯合國這個新的立場而規劃一個新的構想。去年底，我和蒙丁遜、明石康等聯合國副秘書長會談時，他們也表示完全同意。
美蘇間加強了協調固然是件好事，但世界的多極化使國際關係產生了許多不安定的因素。歐洲在一九九二年（EC）歐洲共同體市場將會統一，緊張局勢開始緩和。與此相反，亞洲、中美洲、非洲等地方仍然有局部地區性的糾紛。
最近，聯合國對解決這些地區性糾紛作出了不少貢獻。我認為應該以美蘇關係的改善作為軸心，在世界上掀起緩和緊張狀態的和風，全力去調停這些地區性的紛爭。尤其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政府支出約半數花費在軍事與償還債務上，可知道戰爭是何等的浪費。所以我們應賦予聯合國充分解決糾紛的機能。
為此，我提議在今年的聯合國總會席上，提供一個經常使各國首腦同聚一堂、以聯合國為軸心討論各種問題的機會。可能的話，由聯合國秘書長作為發起人，邀請美國、蘇聯、中國、日本、法國、英國、西德、意大利、加拿大、巴西等國，再加上EC的代表，舉辦一個「聯合國高峰會議」。
雖然現在每年都有舉辦先進國高峰會議，但現今堆積如山的問題，已經不是單靠西方各國討論通過後便能解決的。
這個高峰會議，除了談論如何解決地區性糾紛外，還希望能討論裁軍問題、環境問題、南北問題等，這是需要集合世界首腦的意見和贊同才能解決的重要問題。為此，當然還要舉行準備會議。
例如，環境問題這個世界性的重要問題，就一定需要各國慎重地商討。一九九二年六月，在巴西將會舉行討論地球環境問題各種對策的聯合國環境開發會議。這會議究竟決定甚麼對策，將會重大地影響今後地球環境的生態。
要是真的想找出有效的對策，我認為聯合國需要設立一個新的「環境安全保障理事會」，正如聯合國的維持和平部隊般，作為一個「維護環境部隊」，堅持維護地球的環境。現在環境問題已經超越了議論的階段，而到了需要徹底實施改革對策的時刻了。
配合這每年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以高峰會議的形式，世界首腦們頻繁地會面討議，可以培養出一股緩和緊張的明朗氣氛。
在裁軍方面，今年在削減戰略性武器談判（START）和歐洲常規軍力（CFE）方面可能會達成協議。
直至現在為止，軍備消耗龐大的資金和人力，嚴重地阻礙了經濟的健全發展，對此各國的領袖也開始有所醒覺。
雖然如此，但我們也不能太樂觀。核裁軍確實是有所進展，但廢除核武器這目標還是遠不可瞻。而且，也不能期望常規武器可以再有所削減。雖然政治領導人的意識開始改變，在國際舞台上減少了武力的依賴，但現今還未能找到可以完全消滅地域性糾紛的有效方法。
把戰後的舊秩序順利地轉移向新秩序，為了使二十一世紀成為一個「充滿希望的世紀」，我們要下決心開始徹底地改革。
把國家主權的絕對性相對化起來
美蘇兩國還保有看巨大核子軍力，為了使人類能生存下去，需要設立一種「共同安全保障」。不單是自己，也為對方留下一條生存之道，這是一種全球性的保障思想。更進一步來說，就是構築一個世界「不戰」的系統。
過去我一直強調，在擁有核子武器的時代裏，堅持國家主權而發動戰爭就等於要消滅人類，所以人類必須放棄「國家利益」而選擇「人類利益」，放棄「國家主權」而選擇「人類主權」。
問題是，如何把國家主權的絕對性相對化起來。當然我並不是指馬上解除了國民國家體制而設立世界聯邦性的體制。對於這體制能否在不久將來實現，我也並不樂觀。一個比較現實的方法是，維持現有的國家體制，把日本憲法裏載有的「放棄戰爭權利」這一條導入世界所有國家的憲法裏。這可以防止由於堅持國家主權而發動的戰爭。
當然今後還需要各國去實行保障國民的人權、福利等國家的任務，即是說應維持對人有幫助的主權，而民族的主權也是很重要的。不過，如果我們能進一步將「放棄戰爭權利」這點精神作世界性的推廣開去，一個不戰的體制便會呈現眼前。
現在，我正與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諾曼．古遜士教授以世界和平為題，展開對話。古遜士教授完全同意我這個提議。他是世界聯邦協會的會長，長年領導強化聯合國的運動。我很榮幸這麼一位有豐富閱歷的教授，能和我有一致的結論。
過去，人類曾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也曾發誓不再戰爭，從而誕生了聯合國憲章的精神。但遺憾的是，美蘇在戰後展開冷戰，擴展軍備，使世界潮流不單沒有邁向恒久和平，反而使人類面臨滅亡的危機。
推進世界不戰運動在世界上擴展「放棄戰爭權利」
現今美蘇兩國終止了冷戰，迎接新時代的到來。我認為應重新站在聯合國憲章的精神上，共同設立一個「不戰共同體制」。
實現這「不戰共同體制」時，應以十年為一個單位。首先在九十年代進行準備工作，在二十一世紀開始實行。我主張在二零零一年於聯合國總部舉行「世界不戰會議」，這是一個政治家和民間人士共同出席的大規模的和平會議。
為了使這不戰潮流成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我們需要得到國際輿論的支持：需要通過各國人民運動，把「放棄戰爭權利」加進各國憲法裹。東歐各國的變遷，證明了超越國境的人民力量。能否結集這些力量，就是成功與否的關鍵。我提議由聯合國非政府組織（NGO）去推進這「世界不戰運動」。國際創價學會在世界各國主辦的「戰爭與和平展覽」，正可以成為這運動的其中一根支柱。國際創價學會除了努力支持聯合國的「世界裁軍運動」、「世界人權運動」外，還決定強力支持這個「世界不戰運動」。
希望在二零零一年舉行的「世界不戰會議」上，採納我們一直主張的「世界不戰宣言」，並具體地討論成立「世界不戰規則」、「世界不戰條約」。
除了依靠政治勢力去推行外，我覺得民間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故此，我提議設立一個「維護聯合國的世界賢人會議」。在這會議上，結集民間知識分子的智慧，強化改革聯合國，構築一個世界「不戰」的體制。
我曾於一九八七年九月，與肯尼亞奈羅比大學的牧比希校長、尼日利亞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家蕭英克：又於去年和肯尼亞的總統莫依、尼日利亞的莫摩新聞及文化部長等非洲各國的領導者會談，對青年的未來和教育的重要等話題交換了意見。
為了使二十一世紀成為「希望的世紀」，除了推進構築「不戰共同體制」以外，還需要同時開發人類的潛能。而只有「教育」，才能整體地開發人類的潛力。
直至目前為止，負責管理世界教育問題的是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各種成果受到高度的評價。教科文組織憲章的前文裏指出了「為了正義、自由、和平的人類教育」的重要，並本著這信念，舉辦了裁軍教育世界會議。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進裁軍教育、和平教育是有重大意義的，但隨著國際局勢的轉變，聯合國的國際性教育不應只限於裁軍、和平這範圍裏，聯合國應進行一個能配合新時代的、一個地球規模的教育運動。在此，我提議聯合國主辦「第一屆教育特別總會」。
聯合國需要領導世界性的教育問題的原因，有如下兩點：
其一是由於貧窮、飢餓、人口膨脹、環境等地球性問題堆積如山，有待解決。這些問題並不能個別處理，而需要從全人類的觀點上去整體地商討解決辦法。要全球共同處理，就需要借助教育的力量。今年是聯合國的「國際識字年」，現在世界上十五歲以上的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即差不多有九億人是文盲：既不能讀，也不能寫，而且大都屬於第三世界國家。
主辦第一屆聯合國教育特別大會
世界上還有許多不能讀寫的人。我要稱讚教科文組織以二零零零年為目標，進行各種計劃，使世界上所有人都能讀寫。不過，問題不單是教育他們讀寫，應進一步使這些沒有充分受過教育、缺乏基本生存知識的人們能全面性發揮他們的潛力，對地球社會的建設有所貢獻。
這些是非常困難的課題，需要有很大的耐性和很長的時間。對這些教育課題，以往的「從上而下的開發」並不能發揮很大的作用。為了迎接二十一世紀，應該借助地球全體人民的力量，推行「從下發起的內在性的發展」。
我確信人民有他們潛在的力量，但需要用教育去把這些潛力喚醒過來。而負責這全球性的教育工作的人才更是不可缺少的。
我曾指出，從戰後開始，世界的軍事費用有增無減，但由於東西之間的緊張程度已降至戰後最低水平，美蘇兩國開始考慮削減國防預算。現在，如何把削減的軍事費用，「和平的分配」到國內經濟發展上呢？這是個備受注目的焦點。
根據聯合國的報告，只要從一九九零年開始，把世界每年軍事預算費用的百分之五撥出，就可以實現使地球上所有人都能得到食糧、食水、健康和教育這目標了。
現在，青年海外支援隊這組織廣泛地在發展中國家活動。要是能把這精神活用於教育範疇，在世界各國設立「聯合國教育支援隊」，通過「教育發展基金」的援助，一定可以從各國結集到出色的人才的。
需要舉行教育特別大會的第二個理由是為了推進「世界市民教育」。我曾經提議把九十年代定為「聯合國世界市民教育的十年」。具體的內容包括「環境」、「開發」、「和平」、「人權」等人類最需要討論的課題。
雖然現在人的視野開始擴闊起來，能考慮地球性的問題，但世界上的種族、宗教的對立和糾紛仍不斷發生。為了使聯合國能早日推行「世界市民教育」，特別教育大會是需要的。這可以再次使人們認識到地球是一個「共有的家」。
至於舉行的地點，從它的宗旨來看，我認為在第二世界比較適宜。非洲肯尼亞的奈羅比處於東非的出入口，航線方便，是個國際性的城市：而且國際會議場所和酒店等也設備齊全，是個理想的地方。
以上就是我對聯合國的幾個新提言。當然縱覽聯合國的現狀，可能會批評我對它期待過高，我也十分明白這現實。但我仍然堅持只有加強聯合國的機能，才能設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
隨看科學技術和通訊設備的發達，金融資訊的傳達瞬間跨越國界，使經濟系統更複雜；而運輸交通的發達使人的交流也頻繁起來。
國界開始失去了它的效用。年初，東西柏林相互訪問的人數有三百七十萬。新時代要求和允許人們通過直接的相互訪問，增進直接的理解。
去年始自東歐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喚，開始滲透全球，相信不久定會波及軍事仍處於緊張情勢的亞太地區。
戰後在東西方冷戰中一直對立分隔的大韓民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間的關係，也希望能早日迎接久待的春天。為此，希望南北雙方的首腦能早日實現對話。
早日樹立日蘇友好關係
我希望日蘇兩國能毅然作出決斷，改善姍姍來遲的日蘇友好關係。從歷史觀點來看，樹立兩國間友好關係並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做到的，但以長遠的眼光，通過超越經濟、政治範疇的民間友好團結，一定能一步一步地把關係建立起來。這對構築二十一世紀的「不戰共同體制」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在今年夏天，創價大學美國的洛杉磯分校將會舉行環太平洋專題研討會。我期待這研討會能對包括日蘇關係等多方面的問題進行有建設的討論。不久的將來，洛杉磯分校將會設立「亞洲．太平洋和平文化中心」，研究我曾提議設立的「亞洲．大平洋和平文化機構」有關的各種問題。
人民的意志能影響社會、國家、地球的「民意時代」、「民主潮流」時代終於來臨了。說現在是歷史上民眾首次作主角的時代也不過分。今後將會是個怎樣的新世界呢？我們不要靜坐等待它的到來，我們應該成為創造新地球文明的先鋒。
今年我也會訪問世界各地，站在民眾的立場，為建設和平的地球而繼續奔馳。
（一九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