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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屆「SGI之日」紀念倡言－新世界主義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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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力量的新出發
在紀念SGI(國際創價學會)成立十四周年的紀念日裏，我想談談最近自己的一些感想，希望以此作為新的出發。SGI自一九七五年成立，同看二十一世紀發軔以來，至去年已經過了十三個年頭，現今距2001年還有十三年，因此，可以說如今我們正處於轉捩點上。在過去十三年間，各國會友不辭勞苦，日日艱苦奮鬥，因而能打下一個穩如盤石的基礎，漸漸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和乎力量。這真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
如今我深深實感到各國的會友都非常重視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和風俗，作為一個良好的市民，為社會的繁榮作出最大的貢獻，因而每一個人所付出的努力也漸漸結出果實來。
去年，巴西日蓮正宗(NSB)榮獲巴西政府公認表彰團體的巴西教育統一協會頒與「文化教育功勞大十字勳章」等三個獎章。
這些獎項是為了表彰NSB在去年六月舉行的日本人移居巴西八十周年紀念慶典上表演了「一萬人的人文字」及一直來對社會作出貢獻而頒發的。
另方面，我也獲得了由美國聯邦議會所頒贈的「青年和平國際獎」。儘管這是對我個人的表彰，可是這是意味看美國日蓮正宗(NSA)一直來為美國社會的發展及青少年的教育盡了最大的努力、作出重大貢獻，獲得社會的認同，也是SGI和平、文化教育的路線受到社會好評的一個證明。
同時，又獲得印度的國際和平非暴力研究所頒贈的「國際和平獎」。
在去年八月的新加坡國慶節的慶典中，新加坡日蓮正宗(NSS)應政府正式邀請，派出五千個會員表演了精彩的節目，為該盛典增添了不少光彩，因而榮獲國慶表演統籌委員會頒發了感謝狀。
像以上的例子不勝枚舉，由此可見，在各國不同的地域裏，SGI會員以不同的姿態出現、以不同的形式貢獻社會。當看到這些纍纍的成果時，不禁使我實感到SGI的活動不僅廣為社會所認識，而且在民眾的階層中深深扎下根。
推展活動鞏固基礎
希望我們今後更懷自信，把目標指向實現世界恒久和平及興隆人類文化教育而去推展各種活動。我本人除了盡最大的努力去激勵各國會友的信心之外，同時今年也盡可能訪問世界各國，達成從民眾層面去鞏固和平基礎的使命。
如今使人覺得，在向看新時代邁進的過程中，人類正迎上一個重大的過渡期。若從文明史的角度來看，如何去對應繼工業文化社會後所帶來的新挑戰，是一項重大的課題。可是，若從國際的政治來看，這幾年間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戰後長期支配著世界這美蘇兩大冷戰的陣勢也漸漸開始瓦解。
又從過渡期這一點來看，新的裁軍動向開始明朗化的同時也敲響了警鐘：科學技術的進步有可能產生出破壞力更大的武器來。如今裁軍與擴軍這兩種行動都給人一個模糊不清的印象，令人撲朔迷離，好像拔河一樣，雙方勢均力敵，正處於僵持不下的狀態。
對過渡期中世界秩序的構想
二十一世紀距今還有十多年，在這段期間，我們必須作好一切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準備，也就是說在二十世紀總完成之前，要求我們有一種不為固有的框框束縛的極具強韌的構想力和一套靈活的對應方法。
之所以說如今正迎上重大的過渡期，理由是因為戰後四十多年來，一直成為世界政治架構基軸的美蘇兩極體制即「雅爾達體制」發生了大動搖，世界也在多歧點裏更混迷起來。
我的好友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曾指出，早在十多年前，整個世界在軍事方面則有美蘇兩極體制，而在經濟方面已經發展到以美國、蘇聯、中國、日本、西歐為代表的五極化，在政治方面更發展到多極化。去年在日本出版了一本名為《大國的興亡》的書籍，一時成為熱門的話題。保羅•肯尼迪教授在這本書中就五極體制展開了深刻的論述，並且提出這樣的見解：裁軍進展得越快，就越能加速多極化的成形。
問題就是在於多極化現象所蘊藏的善惡兩面。這是因為它一方面助長新世界秩序的形成，另一方面卻又會因一時性的方向錯誤而招致無法補救的混亂。由美蘇的力量均衡所造成的和平局面已經滿目瘡痍，儘管如此，但是不能否定它也是一種秩序。當這樣的體制一旦開始動搖，就像水從爆裂了的水桶溢出來一樣，產生出很多不安定的因素來。
雖然不至於發生如霍布斯所說的「萬人對萬人之戰」，但是，很有可能俴令整個世界陷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如今最需要的是要有一種打破東西南北固有的界限、創造出互相依存的新世界秩序的構想力吧!這也是人類史面對的最重要課題。
當凝視激盪得如大海中的漩渦般的國際形勢時，如今好像開始見到了水底裹有一道強勁的湧流─這就是「對話的時代」的黎明。
去年，在莫斯科舉行了美蘇高峰會議，並發表了聯合聲明。聲明中這樣說：「兩國的領袖都深信，他們所建立的政治對話是解決互相的利害或共同關心的各種問題的最有效方法，雙方都確知兩國歷史、傳統與思想體系的分歧，並且仍然保持對話。因為對話是扎根於實事求是的精神中，把重點放在達成具體結果上。兩國領袖還相信高峰對話能給美蘇兩國人民帶來重大的益處，進一步建設更加穩定、更加和平、更加安全的世界。」
一貫以來我們主張最高首腦衝破意識形態或社會制度的障礙，不為固有的觀念所束縛，摒棄本身的成見，坦誠進行有建設性的對話─這就能解決二十一世紀的問題及能打下穩固和平基礎。
今年也期待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與美國總統布殊舉行高峰會談，尤其更令世界關注的就是預定今年上半年舉行的中蘇最高蜂會談。一直來，我再三強調世界最高首腦會談的重要性，並且衷心祈願通過一連串的首腦會談，更進一步促進世界性緊張狀態的緩和。
說到我為甚麼重視對話這一點，因為我相信對話及言論是人類表達自己思想感情的重要工具，證明是人的一種證據。更直截了當的說，人類是在言語大海滋潤下發展起來的。「嫌棄言論等於嫌棄人類，放棄對話或言論等於放棄做人的資格。」像柏拉圖在《培多篇》中所述般，一旦放棄做人的資格，人就會立刻從歷史主角的寶座摔下來，將其寶座拱讓給最下等的獸性了。在這種獸性的驅使下，當權者會戴著意識形態或教條等假面具，以種種理由來箝制人民的言論，用武力和暴力任意蹂躪人性，這樣的慘狀，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
無論從亞倫特的「造反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相反，革命的目的則是為了建立自由」這觀點來評價美國革命，抑或從卡爾的「這是一次有意圖有計劃而進行的歷史上最初的一次大革命」的觀點來對俄羅斯革命作評價也好，但是可以說，在這裏共通著的地方就是著眼於如何以言論或對話為基本的人性去支配獸性的這一點上。至於兩種革命能否實現當初的目的不在本文範圍。
因此，即使說「對話的時代」是「尊重人性的時代」也不過言。又，無論在首腦的階層抑或民眾的階層上所進行的對話，其意義的重大無論怎樣強調也不會過分。
現在翻天覆地般的動盪變化所帶來的結果，不單只是美蘇體制的崩壞，若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發源於十七世紀中葉的歐洲、延至今日的「國民國家」體系，即是所謂視國家為國際行動的重要主體，受到重新的評價。
這「國家」當然沒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間消失吧!話雖如此，但是，人的想法往往被固有觀念束縛的江戶末期，那德川家族自詡牢不可破的幕藩體制的一下子解體，又有誰能預料得到呢?
雖說是「國家」，十九世紀是它發揮最大威力的高峰，可是自二十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開始動搖，又隨著核武器的產生，「國家」發動戰爭的能力已經受到質疑。基於種種理由，可以說如今已經到了單是在「國家」這個統合體內不能處理任何事情的時代了，形勢已經發展到再也不能單以國家的名義去將國民統合在一元思想的形態上了。
全世界的人漸漸認識到，如要解決像核武器或環境污染等代表性的人類課題時，必須要有衝破國家的壁壘，取得世界一致的共同構想與行動不可。只要仍然局限於國家主權這個狹窄的圈子裏，就不能為人類的末來著想，這樣的話，就連人類繼續生存下去的基礎也打從根底動搖起來，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狀況。
因此，要求有一種立足於世界主義上的新構想，儘管在國際性的「對話時代」產生的背景裏存在著如經濟問題等各種誘因也好，但是希望能關注一下這新生的變化之芽。
漸漸解體的「冷戰」陣勢
今年裏，美蘇兩國首腦交換了新年文告，戈爾巴喬找夫共產黨總書記在賀詞中強調：「實質上我們是一家人。我相信為了全人類而共同努力、為了建設起真正的和平時代，我們持有充分的理性和善意。」同樣，列根總統在賀詞中也這樣說：「我們在美蘇之間找到了共同的基礎。」這樣讚揚兩國的關係改善，達到互相呼應的地步。
對於我們民眾來說，這世界主義的構想可以說是一種常識吧!可是在過往的國際政治舞台上，這種常識卻行不通。故此，像上面那樣互相道賀的說話能發自於政治家而且也是掌握巨大核戰力、互相對峙的兩個超級大國的首腦口中，確實極具深遠意義。把自己國家視作「世界共同體一員」的構想，可以說顯示出一種超越東西對立冷戰思想的新的意願吧!
如今一個變化的巨浪，正向控制著戰後世界這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對立思想拍打而來，面對這種事實，誰也已經不能抱懷疑的態度了。又，由於「美蘇力量平衡所做成的和平局面」之綱伸展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去，因此，這種變化不是單單局限於美蘇兩國的關係，而且對國際社會的影響極其重大。
「意識形態到了末日!」丹尼爾．貝爾這樣高呼過後已經接近三十年了，我終於好像見到了戰後開始有克服意識形態及體制的差別，全體都指向建立世界共同體的思想萌芽。可以說，通過高峰會談，美蘇兩國的首腦都認識到共同的利益遠比意識形態還重要。最後的結論是，和平共存除了共同尋找和平繁榮之道外，別無他法了。
理想主義實際參與
據說羅斯福總統曾在雅爾達會議裏決意奉愛默生的警句為信條。那就是：「交朋友的唯一方法就是做對方的朋友。」回顧其後的歷史，羅斯福總統的理想主義或者成為冷嘲熱諷的對象，然而，在四十多年後的今天，說他的理想主義不再是幻想，會是太傷感還是太樂觀呢?至低限度，我個人相信，要是政治世界沒有愛默生式的理想主義和豐富的詩懷，就會淪為柏拉圖所說的「獸性世界」了。
正如美蘇領袖的聯合聲明裏那句「對話植根於實事求是的精神」所示，我們不可忽視現實。即是說，單憑這種美蘇協商體制便對今後世界局勢的發展抱持樂觀的態度，只會作出錯誤的取向。如今，新的歷史潮流剛剛開始，但世界還要面對堆積如山的嚴重問題。
正因如此，最重要就是人人都在本身的崗位上傾盡全力，主動地擴大這股潮流。現在世界所需要的，並不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觀的評論，而是實際參與、披荊斬棘的奮鬥。
基於這個觀點，我們很關注去年世界各地在和平解決地區紛爭方面的進展。地區紛爭的解決，正好反映美蘇緊張關係的緩和。
這些和平動向計有：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兩伊戰爭停火、多國努力調停非洲西撒哈拉的糾紛和安哥拉內戰。此外，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並與美國舉行會談，也為解決中東問題帶來希望的曙光。
去年，聯合國對於世界和平也發揮了極大作用。特別在實現阿富汗和平及兩伊停火方面，由德古爾拉秘書長和聯合國擔任主要角色的調停工作，更收到實質的效果。這是眾所周知的事。
另外，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去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國際間予聯合國維持和平的活動更高評價。這些事情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一直以來，我把握每個機會，呼籲人們支持「人類議會」的聯合國。現在看到聯合國的聲望日隆，實感高興。
不用說，聯合國的成立，旨在防止戰爭，以確保人類不再受戰爭的慘禍。它的基本精神是建立起一種以主權國家自發性的合作為基礎的恒久和平秩序。
然而，戰後由於東西方嚴重對立，聯合國憲章所制訂的集體安全體制變得脆弱不堪。聯合國的歷史，可以說出艱苦奮鬥、反覆挫折、不斷摸索所構成。一直以來，聯合國並不能有效地發揮起維持和平的功能。因此，很多交由安理會或聯合國總會仲裁的紛爭，都得不到實質解決。
引起關注的新秩序
在發展經濟、保障人權和人道援助方面，聯合國則取得成效，備受讚揚。現在回顧聯合國四十多年的歷史，我們會發覺無論在和平問題或發展問題上，聯合國的效能都大受其成員國的解決問題能力所限制。
本來，聯合國是謀求人類和平和福祉的中介組織。遺憾的是，各成員國至今還不能充分利用其功能。
去年，聯合國在解決地區糾紛上所擔任的角色，終於重新引起世界關注。其外交調停能力和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的作用，再次獲得肯定。可以說，世人終於重新認識到，聯合國是維持世界和平所不可缺少的國際組織。
根據聯合國專家的意見，由今年開始，更多國家會透過聯合國，積極尋求世界和平及國際安全的途徑，以及設立保障國際安全的制度。
其實，去年十二月，戈爾巴喬夫總書記在聯合國總會致辭時，曾高度評價聯合國的作用。他說：
「現在已不能撇開聯合國去考慮世界政治了。最近，聯合國的維持和平活動顯示，聯合國能夠處理我們的問題。它是唯一能集合兩國的、地區的、以及全球的力量的組織。」
此外，中國的錢其琛外交部長也在去年杪強調，中國的外交目標，就是確立起在政治和經濟層面上以聯合國為中心的新國際秩序。
我們一直主張，為了建立起締造新世界秩序的統一制度，必須以聯合國為中心，並且加強其權力。現在的國際政治形勢還未許樂觀，但是如果把聯合國發展成保障世界和平的中核組織，同時消除軍事對立的局面和設立防止戰爭的和平體制，二十一世紀的前景會非常光明。
為了在這個多極化的國際潮流裏建立起新的政治及經濟秩序，我認為以聯合國為中心是最切實可行的做法。
設立聯合國的本來目的並不是締造大國主導模式的世界秩序。相反，它的創立目的，原本是提供一個中介組織，讓世界各國無分大小、共同合作，為世界和平一起邁進。
只要回顧一下聯合國成立的過程，便清楚知道英、美、蘇國曾就戰後和平組織的特質有不同意見。
英國首相邱吉爾堅持執行大國主導型的勢力均衡政策。據說蘇聯總理斯大林極力主張保持英、美、蘇三國的領導地位。
消除危險加強作用
相對於此，美國國務卿科迪爾．赫爾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他的思想立足於普遍主義。他的構想是：所有國家，無論大小，戰後都可以加入這個國際組織。
一九四三年十月，赫爾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英、美、蘇三國外長會議。會上發表了莫斯科宣言，聲言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都擁有平等主權，並且設立一個基於這原則的國際組織。大國首次正式承認小國也能夠參加戰後的國際組織。
赫爾的普遍主義以世界主義為骨幹。他意圖消除戰後世界在地域意識下分裂為對立陣營的危險。據說羅斯福總統本是抱持著以大國為中心的地域意識，但是赫爾獻身於理想的熱情，使他大為感動。最後，聯合國在普遍主義的基礎上設立起來。
在聯合國的誕生過程裏，儘管大國的意見分歧，糾纏不清，但是聯合國的創設畢竟源於對恒久和平的強烈希冀，以及為防止再有戰爭而設立一個國際組織的熱切願望。
現在，東西方冷戰的國際政治架構已開始瓦解。在這股新的歷史潮流之中，重新認識聯合國的創立精神、尋求保障和平的世界秩序，已是無可避免的事情，其意義更是無可估計。一直以來，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全球性多邊外交，對於補充國與國之間的雙邊外交和建立國際和平秩序，起看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們應該集合全球俊彥的智慧，探求進一步加強聯合國的本來作用的方法。
發揮作用的新觀點
六年前，在第八屆「SGI之日」紀念提言中，我曾主張美蘇兩國應設立「防止核戰中心」。其後，兩國經過磋商，同意設立「緩和危機中心」，以防核戰意外發生。這個可喜的發展，正好符合我的願望。
這雖是美蘇之間的事，但是現在人們對聯合國的評價日漸提高，我希望聯合國也尋求更多途徑，以加強防止紛爭的功能。
前年三月，直屬於聯合國秘書長的「調查及情報蒐集辦事處」成立。這個機構負責經常收集和分析世界各地的情報，以便一旦發現有紛爭的先兆，即可讓秘書長根據有關資料，及早採取對策。為了擴大和加強這個辦事處的功能，我提議在聯合國設立「防止紛爭中心」。
現在，為了回應時代的巨大需求，世界各地區正探索落實裁軍的方法。聯合國也在尼泊爾、多哥和秘魯設立地區裁軍中心，藉此推進地區和平及裁軍。
我想提出一個構想，那就是聯合國本部的「防止紛爭中心」與上述各地的裁軍中心緊密聯繫和合作，發揮更大作用。
而且，我過去一再強調，在構想以聯合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時，也不可忘記非政府組織的角色。
聯合國總會屢次被稱為「人類議會」。可是，如果它成為主權國家為本身利益而相爭的場所，或者是大國沙文主義的地盤，就不配這個稱號了。
希望我們重新想起聯合國憲章引言開頭的「我們聯合國的人民」這句話。聯合國要成為維持和平民主的組織，就必須得到其成員國的支持。
近年，聯合國的重要任務，就是將各種意見歸納為「不以國家為基軸來看地球，視地球為超越國界的人類共同體」的精神，以及尋求人類永久生存下去的策略。如果把排難解紛的任務交給利害關係錯綜複雜的主權國家，問題必然很難解決。因此，今日聯合國需要的，並不是「國家的面貌」，而是「人的面貌」。換言之，聯合國要成為真正的「人類議會」，就必須致力塑造「人的面貌」，而不是保存那一直受到過分重視的「國家的面貌」。只有這樣，聯合國才能夠更有效地發揮本身的功能。
在這種背景下，非政府組織的活動正日益受到注意，其重要性也得到認可。作為非政府組織的一分子，國際創價學會以往也與聯合國合作，在世界各國舉辦「核武器─現代世界的威脅」展覽。六年間，這個展覽已在十五個國家的十八個都市舉行過了。
我們所以傾力舉辦這個展覽，無非因為多年來核武器對人類構成最大威脅。現在，這種威脅並未消失。藉此二十一世紀日漸接近的時候，我們不僅要注視核子武器的威脅，而且還要注意高科技武器所構成的危險。只有更全面地回顧二十世紀的戰爭史和武器發展史，才會得出開創不戰時代的新觀點來。
舉行國際性的「戰爭與和平」展覽
因此，我們打算結束上述的展覽，進一步籌辦一個嶄新的綜合性展覽。這個展覽所涉及的範圍包括環境、人權等二十一世紀的人類課題。我們希望與志同道合的非政府組織合作，在全世界舉辦這個「戰爭與和平」展覽。
不消說，要確立起以聯合國為中心的新世界秩序，國際輿論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有必要集合起非政府組織的智慧和力量。為此，希望我們考慮一下，怎樣結集起民間力量，多方面構想出確立新世界秩序的制度。例如，我們可以用「非政府組織和平高峰會議」的形式，召開國際會議。除了各非政府組織代表外，還可以邀請和平研究專家及和平運動家參加該會議。國際創價學會也準備與其他非政府組織磋商，合作舉行這樣的會議。
當然，如果認為歷史不斷進步，難免會被人斥為天真。但是，最近的世界動向似乎顯示，今日的時代已不會因意識形態和制度上的分歧而發生世界戰爭了。再舉一實例，法國和德國在歷史上曾多次重複武裝衝突的悲劇，可是兩國今日都是歐洲共同體的成員，兵戎相見的可能性已減至極低了。由此看來，國際間正確立起不戰關係。
歐洲共同體十二個國家，預定在一九九二年合併其市場。戰後，西歐六國成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藉以互相限制部分的國家主權，這個謀求共榮的實驗，正穩步取得成果。可以說，這個歷史性的實驗進一步體現了世界主義的精神。
此外，美國和加拿大也締結了消除關稅等貿易障礙的自由貿易協定。
儘管如此，我們卻不能妄下判斷，說這些動向會導致經濟陣營的形成。必須認識清楚，現在已是經濟活動無分國界、互相依賴的時代了。我們應趁著世界不戰的趨勢，致力推動起這種超越國界的潮流。
跨越障礙邁向目標
雖然國際政治還有不安定的因素，但是我希望不戰的潮流今年會由歐洲流向亞太區。非常遺憾，第三世界依然內戰連綿，紛爭不絕。可是，從整個世界來看，目前的形勢很可能會誕生一個前所未有的「不戰」時代。
預料今年東西方裁軍不僅在核子武器方面會有進展，在常規武器方面也會取得成果。倘若中蘇兩國領袖會談能成功緩和亞太區的緊張局勢，柬埔寨問題就可望解決，南北韓對話也可望取得進展。
南韓的盧泰愚總統在今年的新年文告中強調，一九八九年將是「決定韓國民族能否達成民主繁榮和統一這個民族偉願的分水嶺」。他還進一步指出：「這將是打破分隔南北兩地的障礙、創造和平統一的轉機的決定性時期。」
他又說：「經過同族相殘的嚴酷戰爭，南北朝鮮長期處於冷戰狀態。要是我們尋求和解及打開一個突破口，彼此開始來往、貿易，統一就會在二十世紀結束之前展現在我們眼前了。
我一直歡迎有利於促進南北韓對話的機會，並且希望南北韓的首腦早日會談。要達成這個目標，相信還須跨越很多障礙，因此不屈不撓的努力是必要的。我最期望的，就是南北韓的領袖會為兩地民眾的利益，在今年打開會談的突破口。
要集合起非政府組織的智慧和力量。為此，希望我們考慮一下，怎樣結集起民間力量，多方面構想出確立新世界秩序的制度。例如，我們可以用「非政府組織和平高峰會議」的形式，召開國際會議。除了各非政府組織代表外，還可以邀請和平研究專家及和平運動家參加該會議。國際創價學會也準備與其他非政府組織磋商，合作舉行這樣的會議。
當然，如果認為歷史不斷進步，難免會被人斥為天真。但是，最近的世界動向似乎顯示，今日的時代已不會因意識形態和制度上的分歧而發生世界戰爭了。再舉一實例，法國和德國在歷史上曾多次重複武裝衝突的悲劇，可是兩國今日都是歐洲共同體的成員，兵戎相見的可能性已減至極低了。由此看來，國際間正確立起不戰關係。
歐洲共同體十二個國家，預定在一九九二年合併其市場。戰後，西歐六國成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藉以互相限制部分的國家主權，這個謀求共榮的實驗，正穩步取得成果。可以說，這個歷史性的實驗進一步體現了世界主義的精神。
此外，美國和加拿大也締結了消除關稅等貿易障礙的自由貿易協定。
儘管如此，我們卻不能妄下判斷，說這些動向會導致經濟陣營的形成。必須認識清楚，現在已是經濟活動無分國界、互相依賴的時代了。我們應趁著世界不戰的趨勢，致力推動起這種超越國界的潮流。
跨越障礙邁向目標
雖然國際政治還有不安定的因素，但是我希望不戰的潮流今年會由歐洲流向亞太區。非常遺憾，第三世界依然內戰連綿，紛爭不絕。可是，從整個世界來看，目前的形勢很可能會誕生一個前所未有的「不戰」時代。
預料今年東西方裁軍不僅在核子武器方面會有進展，在常規武器方面也會取得成果。倘若中蘇兩國領袖會談能成功緩和亞太區的緊張局勢，柬埔寨問題就可望解決，南北韓對話也可望取得進展。
南韓的盧泰愚總統在今年的新年文告中強調，一九八九年將是「決定韓國民族能否達成民主繁榮和統一這個民族偉願的分水嶺」。他還進一步指出：「這將是打破分隔南北兩地的障礙、創造和平統一的轉機的決定性時期。」
他又說：「經過同族相殘的嚴酷戰爭，南北朝鮮長期處於冷戰狀態。要是我們尋求和解及打開一個突破口，彼此開始來往、貿易，統一就會在二十世紀結束之前展現在我們眼前了。
我一直歡迎有利於促進南北韓對話的機會，並且希望南北韓的首腦早日會談。要達成這個目標，相信還須跨越很多障礙，因此不屈不撓的努力是必要的。我最期望的，就是南北韓的領袖會為兩地民眾的利益，在今年打開會談的突破口。
這麼看來，今年極可能出現一股衝擊歐洲以至亞洲和美洲的「不戰」潮流。問題是怎樣把這些不戰的「點」連成不戰的「線」，再進而使這些線交織成廣大的不戰的「面」呢?
在這股不戰潮流之中，我們最應注意的，相信是「民族」的問題。「民族」和「國家」都是很重要的觀念，但﹁民族﹂的觀念比﹁國家﹂的觀念更根深蒂固。在日本這樣近於單一民族的社會，這是很難理解的事。但是在蘇聯或美國所代表的多民族國家，「民族」則是個動搖「國家」內部的重要因素。
徹底擁護各民族的權利
以往，「美蘇和平」只是靠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以核子武器為主的龐大軍力來維持。同時，雙方都主張本身所奉行的「世界主義」和「普遍主義」。現在，兩國都否定以武力支配別國的行為。由此可見，時代的確在進步。
總而言之，美國所奉行的「世界主義」和「普遍主義」一直表現為反共的意識形態，典型的例子就是可稱為「冷戰宣言」的杜魯門主義。前年，在題為《把和平的光輝帶到民眾的世紀》的SGI之日紀念發言裏頭，我曾經從正反兩方面，申論美國的「普遍主義」。如前所述，羅斯福總統的理想主義是雅爾達會議的主導思想，但隨看杜魯門時代的來臨，再加上蘇聯的強硬路線，這種理想主義增添了對抗性的色彩，一變而成杜魯門主義。杜魯門總統曾呼 籲「自由的人民抵抗來自極權主義的壓力，以維持本身的制度」，這種對抗性的政治思想，可以說是普遍主義的陰暗面。
在美國獨立革命之際，T．潘恩說過：「美國的主張差不多是全人類的主張。」這樣的普遍主義，無論在好的方面或壞的方面，都具有一種超越美國本身的影響力。只要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況，便明白很多出於善意的救世意圖，一旦付諸行動，往往得出相反效果，非但不能為建立超民族的國際合作制度作出貢獻，反而增加了與當地民族主義力量的對立。這種事例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首推越南戰爭和伊朗革命。
然而，說到相對於「民族」的「世界主義」或「普遍主義」的難題，社會主義也在原理上遇到更大的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列寧把在國際主義和國家主義之間搖擺不定的考茨基稱為「叛徒」。由此可見，馬列主義自始便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下，採取與民族相對約立場，其基本構想在於打破民族的界限。
《共產黨宣言》揭櫫了「工人無祖國」這個有名的主題。作者認為，只要沒有階級對立和剝削，國家或民族之間的對立和剝削自然也會消除。換言之，作為實現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普遍價值的動力，階級意識的地位還高於民族意識。
然而，俄國革命並沒有像列寧所預言那樣觸發起世界革命。自此之後，《共產黨宣言》的理想隨看時間而越來越難以實現。這事也不用細述了。蘇聯在戰後武力鎮壓東歐各國連串自由化運動的歷史，至今記憶猶新。例如，在蘇聯軍事干預捷克自由化運動期間，蘇聯提出了所謂「勃列日涅夫主義」，其中的「有限主權論」假「階級」之名，為蘇聯壓迫別國民族提供藉口。
根本問題受到關注
由此看來，戈爾巴喬夫總書記表示推進國內外各民族門間的平等、自主、自決，作為改革的一部分，實在值得熱烈歡迎。我期望他以其政治才能，妥善處理阿美尼亞共和國、阿塞拜疆共和國及波羅的海三個共和國的民族問題。
民族意識並不能靠武力和政治思想來消滅。要是受到壓抑，它會像間歇泉一樣不時爆發，其力量足以把鎮壓者攆走。
一個地方的本土民族意識，由該民族的傳統文化、習俗和宗教融合而成，所以是不能動搖的。
民族意識的復興，可以說是無可避免的潮流。回溯歷史，民族間建立對等或平等關係，是一件說易行難的專。無論不同國家的民族之間還是多民族國家的內部，大多是一個民族歧視、壓迫和支配另一民族的。然而，要是以為利用武力就可永遠壓抑受到歧視、壓迫、支配的少數民族的感情，那便錯誤了。殖民主義和戰後「美蘇和平」解體的過程，可以說是那些少數民族和受壓迫的民族使本身的意願公諸世上的過程。
我想指出一點：我們決不可背逆這股潮流，反之，應該遵守可稱為亞非國家良知結晶的「萬隆精神」及「和平五原則」，徹底維護各民族的權利。再從聯合國以往的實績來看，我極希望聯合國能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我還想談談民族意識在人類思想和杜會組織裏根深蒂固的原因。直截地說，我認為那與人格同一性的問題有關。「人格同一性」這個詞語，論者已經很多。現在提起，似乎略予人老生常談之感，可是我認為核心問題─人如何實感自己的真我這個人生的根本問題─並未完滿解決。毋寧說，正當人類社會由劃一和標準化的工業文明過渡至後工業文明的時候，身份危機的問題變得日益迫切。「民族」問題受到關注的原因，正在於此。
共通思想普遍理念
每當我想到「民族」和「人格同一性」的問題時，就會記起奧地利作家史提芬．茨韋格的悲慘晚年。眾所周知，茨韋格是一位寰宇知名的作家。由於納粹德國佔領奧地利，他被迫離開祖國，流亡巴西，後來在失意之中自殺。
他與羅曼．羅蘭齊名，是一位稀有的世界主義者。他畢生追求歐洲的精神統一，然而，他的回憶錄《昨日的世界》對於他被追流亡時所陷入的精神狀態，卻有詳盡的描寫。他那悲情洋溢的筆調，流露出苦悶和哀痛的心情。在以下一段長文裏，他這樣描述自己失去奧地利國籍時的心情：
「無論任何形式的流亡，它本身都肯定會令內心失去不衡。要理解這種事情，就要親身體會它。人一旦不能再踏足祖國的大地，就不會坦率，而且會喪失自信，開始懷疑自己。毋庸諱言，打從我要帶著那些本來屬於『外國』的文件和護照來生活那一刻開始，我就感到自己已不是本來的『我』了。我那種能夠與根源的、本來的自我合而為一的自然機制，永遠陷入紊亂的狀態。（中略）差不多半個世紀以來，我一直抱著世界主義的信念，教自己的心臟鼓動著『世界公民』的自覺。現在，我的努力似乎白費了。」
這段文字赤裸裸地、戲劇性地刻劃出茨韋格的身份危機。由此可以想到，「民族」和「祖國」這些觀念，在人類的心靈裏是多麼根深蒂固了。
以前,加藤周一(註:文學批評家)說過,為了探討法西斯主義出現的淵源,只研究像托馬斯．曼那樣的流亡作家的作品並不足夠,還須探索像葛特烈德．貝恩那樣的思想。貝恩最初積極支持納粹主義，後來卻採取消極態度。加藤博士引用貝恩以下的一段話：「即使事態發展得再壞，也不能改變它是我的民族這個事實。『民族』一詞的意義是多麼巨大啊！我的精神生活、經濟生活、語言、人生、人際關係以及智慧，全都歸因於日耳曼民族。」
茨韋格和貝恩的話同樣說出一點：「民族」這個觀念，在人類生命裏佔有重要和不能動搖的地位。它不僅限於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只要看看日本受軍國主義支配的時代，就知道情況也是一樣。
然而，世界正迎接國際化的時代。只強調民族意識的牢固性和獨特性，並沒有積極意義。相反，要是繼續那樣做，世界就會陷於混亂。如前所述，儘管「美蘇和平」靠強大的軍力維持，但始終稱不上是一種穩固的秩序。假使「美蘇和平」崩潰，世界最憂慮的問題將是民族主義的復興。茨韋格和加藤周一的立論，都沒有局限於「民族」的框框裏。「民族」問題的嚴重性，反映出怎樣跨越「民族」的界限是一個重大課題。無論多麼困難，也需建立某種形式的世界性和普遍的理念。這是邁向二十一世紀所必然面對的課題。
排除差別的內在普遍主義
去年，我跟蘇聯著名文學家艾特瑪托大會晤時，他也一再強調這點。概略來說，他主要的話題有「全人類共通的思想」、「全人類共通的理念」、「世界宗教」及「分裂與和諧」等等。蘇聯是一個奉唯物論為圭臬的國家，而這些話竟出於這個國家的國民之口，使我感到新時代正日漸迫近。
面對這樣的課題，我除了一貫主張自己的宗教信條之外，還想在此提出一個方法論的指標。我相信這個指標有助於探索世界性的普遍理念。那就是所謂「內在的普遍主義」了。
首先，「內在的普遍主義」適用於人類觀。日蓮大聖人曾說：「(佛法)以一人為章本，示一切眾生平等。」這裏所揭示的平等觀和尊嚴觀，是徹底地向內探索人類生命的產物。因為這種人類觀基於內在的價值，所以排除了「民族」、「人種」等一切外在的差別。
我以前在北京大學演講，曾指出中國的傳統思考方式的特徵是「通過個別看普遍」和「通過具體看普遍」。就方法論來說，這些思考方式與「內在的普遍主義」是相通的。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序言中說：「人類正處於嶄新的普遍主義的黎明。」我認為他的看法與上述的傳統思考方法不無關係。
內在價值求諸人心
戰後以來，意識形態的對立，一直伴隨著「美蘇和平」。與「內在的普遍主義」相反，這些對立的意識形態所代表的普遍主義則是「外在的普遍主義」或「超越的普遍主義」。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與制度有關的概念。對人類來說，兩者都是「外在的」和「超越的」。誠然，這兩種意識形態或者都超越了「民族」和「國家」的界限，但是其超越的方式是「外在的」和「超越的」。
那麼，這種普遍主義有何弊病呢?最大的弊端就是：這種思想忽視人類的共通性，一味以意識形態為最高標準，往往簡單地把人類杜會分為「好」與「壞」兩類。此外，由於大國的自負，這種普遍主義也帶有濃厚的救世主義色彩─大國自以為文明和有知識，而且以兄長自居，教訓那些被它們視為末開化及無知的國家。從好的方面來想，這種救世主心態確是創造及發展的原動力。但是，如果它過度膨脹，就會變為自以為是，反與原來的精神相抵。哈佛大學的J．D．蒙哥馬利教授稱之為「普遍主義的傲慢性」。
正如很多學者所指出，自美國獨立革命以來，美國思想裏一直具有根深蒂固的救世主義成分。威爾遜總統和羅斯福總統的政策皆建基於開放性的人道主義：與此不同，杜魯門主義則是對抗性的意識形態。要是結合這點來看，上述的評論就有現實意義了。
在蘇聯，救世主義的心態更為明顯。在《昨日的世界》裏，茨韋格曾生動地描述一九二八年應邀到莫斯科出席托爾斯泰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慶典時的情況。根據他的回憶，參與的群眾懷著善意，充滿使命感，決意參加具有全人類意義的偉業。大概因為斯大林主義的陰影還未出現，所以他看到群眾決意捨己為人的神情，就不期然想起俄羅斯人的民族使命感。他舉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紀念大會上的見聞為例子。會上，陀斯妥耶夫斯基發表演說，事後陀斯妥耶夫斯基這樣描寫聽眾的反應：「我呼籲人類世界的統一時，聽眾歡欣若狂。演說完畢後，人人都非常興奮，高聲呼叫。當時的情景，真是不能言喻。互不認識的聽眾相擁啜泣，共同決意以後要做沒有憎恨、只有愛心的好人。」
此外，N．別爾佳耶夫循著民族願望的脈胳，探討過俄國共產主義的性質。他以下的評論非常精彩：「它(俄國共產主義)是兩種救世主義一俄羅斯民族的救世主義和無產階級救世主一的混合體。」
可是，戰後在斯大林主義的影響下，這種普遍性的救世主義明顯地變質，成為打著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幌子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當時，蘇聯共產黨雖然稱別國的共產黨為「兄弟黨」，實際上卻以「大阿哥」自居，強迫全世界的共產黨臣服於蘇聯。
關於「內在的普遍主義」，還有一點不可忘記。那就是怎樣推行和實踐普遍主義。所謂普遍價值，就是人類的內在價值，而且必須求諸人類內心。靠武力等外在力量來強迫別人遵從自己的主張，是有違「內在的普遍主義」這原則的。
因此，必然的結論就是，應基於漸進主義來推行任何的主張。不用說，漸進主義與急進主義自然是南轅北轍了。急進主義以「強權」為原動力，漸進主義則以「對話」為原動力;「強權」源於猜疑，「對話」則基於信任。
信賴友愛協調漸進
無論是中世紀的「神」或是近代的「無產階級」，只要普遍價值是「外在」和「超越」的，人們就想盡快達成它斯定立的目標。為此，人類有時會使用武力，甚至不惜鎮壓和鏟除阻攔的人。這種事情粗略地反映出典型的急進主義。中世紀的基督教和近代的共產主義歷史中也有追求「外在」和「超越」的普遍價值的傾向。
歌德曾批評隨著法國大革命而來的獨裁和恐怖主義。他將急進主義壞的一面用作反面教材，清楚說明漸進主義的本質。
「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會盡自己所能，力求至善。即使遇到不可避免的障礙，他也不會採用暴力來消除障礙。相反，他會細加考慮，慢慢消除大眾所關心的弊病。使用暴力，同時也會消滅很多好的事物：故此，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絕不採用暴力。他明白這個世界並不完美，所以在時代和情況有利於改善現狀之前，他會滿足於目前那些好的事物。」
我認為歌德這段話是離開歷史的發展脈絡來理解漸進主義的本質的。如果根據法國大革命的發展脈絡來看，歌德的話在某方面或者是正確的。他的話說明了這個革命的側面─山岳黨的激進主義墮落成為恐怖政治。
雖然如此，S．韋余曾說：「很多不是法國籍的人都想成為法國人，因為從那個(革命)時代起，法國人就是國家的主人。」誠如他所說，法國大革命，特別是革命初期，發放出「主權者就是真正的人」這個普遍價值的光輝。
總之，法國大革命墮落得太快了。今日，我們正迎接這個革命的二百周年。鑒於武器的破壞力和殺傷力越來越大，我相信人類更急需奉行歌德所說的漸進主義。
在此，我想對上述的「內在的普遍主義」略加補充。要解決民族間的糾紛，我們需要將猜疑轉為信賴、將憎惡化為友愛、將分裂變為協調。 SGI希望將這個運動推廣至全球。為此，文化交流和人與人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去年十月，我曾與印度駐日大使亞士比尼會面。當時，大使提出為促進兩國的相互理解，希望更多的日本人訪問印度。我贊成他的建議，並主張成立由志願人士組成的文化親善交流團。
SGI去年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籌備文化交流團訪問亞洲各地的事宜。另一方面，經濟團體聯會也於一月派遣了「文化訪問團」前往東南亞各地，促進經濟及文化交流。社會人士也期待SGI將來把交流的規模擴大至全球。
我相信，文化的獨自性與普遍性決不是互相排斥的。個性獨特的文化，含有動人肺俯的普遍性。正因這樣，文化才得以在歷史上跨越國家民族的障礙，廣泛地傳播開去。
和平保證分擔責任
今日，世界各地交通非常發達，人與人的交流變得頻密。人類能更和平地作跨國的文化交流，真是史無前例的事。
去年，美蘇首腦在莫斯科舉行會議時，談及推進兩國文化交流，並決定互派一千至一千五百名高中生作交換留學生，美國更在蘇聯興建文化中心。
為了和平，政治家當然要加強對話。同時，希望我們重新確認，平民階層的文化及教育交流才是良好的和平保證。歷史證明，如果民眾缺乏聯繫，得來的和平也是脆弱的。
今年五、六月，SGI將在加拿大蒙特里爾舉行「世界少年少女畫展」。我希望通過這次展覽，育成更多身心健全的青少年。今後，我更會嘗試創新，努力加強人類彼此的交流。
去年十一月，我與日英協會會長休．歌德茲會面時，曾談及日英文化交流的問題。因為他曾是駐日的英國大使，故此他可說是個「日本通」。
那時，他提議在一九九一年，以倫敦為中心，假英國各大都市舉行「日本節」。我答應通過民音和東京富士美術館，盡力協助他們。
在會談中，我更表示很關注日本自恃經濟成長，因而受到部分國家猛烈抨擊的情況。我認為日本今後應要謙虛地邁向「文化立國」之道。現在日本雖然是經濟大國，但是如果沒有文化支持，其基礎是脆弱的、沒有魅力的。
今日，已確立起經濟大國地位的日本，應分擔對世界的責任，為世界作出貢獻。現在，在日益國際化的社會中，日本人正放眼世界事務。
物質、金錢和資訊的往來固然重要，可是不扎根於「文化」的拜金主義、物質萬能主義，卻使人墮落。這些現象從過去和現在的日本社會潮流中也可見一斑。
除了靠文化來磨練成「有魅力的日本人」外，日本人今後更應本看「互惠、對等、漸進」的原則，致力促進文化交流。
去年，在呈交第二屆聯合國裁軍特別會議的建議書中，我曾介紹一位美國學者的主張。他認為應發起一個全球性的運動，呼籲各國取消傳統的陸軍部、海軍部和國防部，成立專門負責推進和平的「和平部」。我還表示贊成他的主張。
而且，我認為日本在世界上負有重要的任務，故此也應仿效這種構想，設立「文化部」。至於其架構，今後再作詳細檢討。
總而言之，SGI今後將會為國際相互了解及世界和平，進一步推進文化和教育交流。我身為這團體的負責人，今後也會率先活動，一生為世界和平而努力。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