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第十三屆「國際創價學會(SGI)之日」，我想談談最近的一點感想。
我感覺到現今的世界正尋求一個嶄新的共存共榮制度，同時面臨一個重大的交叉點。這使我想起中國已故的周恩來總理曾對我說，二十世紀的最後四分之一世紀是最重要的時期。所以，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一九八八年對人類來說將是極為重要的年份。
去年底，美蘇兩國領袖作出了戰後歷史上劃時代的政策修訂，於美國華盛頓召開美蘇高峰會議，簽署了消除中程導彈(INF)條約。剛巧去年是我們的恩師戶田城聖第二任會長發表「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的三十周年。他通過這篇宣言，尖銳地指出了核子武器的魔性，把銷毀核子武器的任務交託給青年。十多年來，我一直強調美蘇高峰會談對核于裁軍的重要性。去年，美蘇兩國領袖簽署具有歷史意義的條約的時候，我覺得好像看見推動時代進展的巨輪在滾動。
當然，我並不是說，中程核子武器全面消除了，世界就會一下子達成和平及裁軍；我們仍須密切注意今後美蘇關係的發展。然而，去年的美蘇高蜂會議給世人帶來前所未有的新希望，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在簽署全面消除中程導彈條約後，美國的列根總統向世界致辭，引用了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所說的「最強的戰士有兩位：時間與忍耐」，縷述達成這件歷史創舉的來龍去脈，而蘇聯共產黨的戈爾巴喬夫總書記，則徵引了美國的偉大詩人兼哲學家愛默生的詩句──「辦好一件事的報酬，就是完成這事本身」，藉以表明對核子裁軍的決心。
從我的青年時代開始，托爾斯泰和愛默生都是我所心儀的作家。正因如此，這兩段話使我別有一番感慨。從兩國領袖的連串會談來看，我深感他們互引對方國家的智慧之言，已超出單純的外交辭令，顯示出新的思想轉變。
列根總統表示：「『軍備控制』一詞首次在歷史上被『裁軍』一詞所代替。……這需要全盤的思想轉變。」戈爾巴喬夫總書記宣稱：「理智勝利了！」從他們的言論裏，也可以察覺得到這種思想轉變。
今年，舉世關注美蘇簽署削減一半核子軍備條約能否成功。在這個關鍵時刻，兩國領袖的一舉手、一投足，特備受世人注視。我深切希望，兩國領袖能不負眾望。在「忍耐」和「對話」的大通上前進，從全人類的觀點作出明智的決定。
雖然全面裁軍的大道迂迴曲折，但是只要我們繼續邁進，前途一定是光明的。現在，二十一世紀已經在望。今年，我會從平民的立場，為進一步加強和平及裁軍的態勢，一盡自己的綿力。在通往新世紀的大道的遠方，矗立看一座「文化」優於「政治」、「精神」勝於「強權」、「人民」高於「國家」的凱旋門。那就是我們的目的地了。
在人類史上樹立「世界不戰」的指標
現在，國際創價學會﹝SGI﹞的會員活躍於一百一十五國。各國的會員，都否定戰爭及暴力，為人類的幸福和世界繁榮而努力，克盡良民的本份，踏實地推進各種活動。正因為我得到這些同志的熱烈支持，才可以全力在世界上活動。
尤其是我一直堅信，以教育和文化為中心的人際交流，才是和平的基礎。在不久將來，我會訪問鄰近的東南亞各國。展望將來，我希望再次將交流的足跡帶到歐洲、美洲、蘇聯及中國等地。
今年，亞洲將是萬人矚目的地方。在韓國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很幸運地得到差不多全世界的國家參加。預料它將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類盛典」。隨看美蘇促進對話，緩和緊張局面成為世界性的潮流，使人預感到新時代的來臨。
在一九八五、八六兩年的「國際創價學會之日」紀念演講裏，我曾論及南北韓的分裂問題，呼籲南北韓的領袖早日舉行和談。我認為這個問題不但對亞洲極為重要，甚至對世界和平也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過往，這個半島曾經受國際政治所影響，以致成為濺滿鮮血的戰場。我希望它會再度變成恆久和平的樂土。我確信飽受戰火煎熬及雜亂之苦的民眾，擁有享受最高幸福的權利。當然，奧林匹克運動會能發揮和平盛典的本來任務，促進東亞的穩定發展，正是所有人的期望。作為亞洲人民的一份子，作為一個長期冀望亞洲和平安定的佛教徒，我熱切期待漢城奧運會得到大成功。
毋庸贅言，亞洲地區與佛法有很深的緣份。我清楚知道，戶田先生生前一直祈求亞洲人民的幸福，所以我對亞洲人民的感情也是特別深厚的。
由於這份感情，我一直努力謀求與亞洲人民展開心靈接觸。此外，我也與亞洲各國的領導人及駐日大使坦誠交談，討論甚麼是亞洲目前急切所需。
在這些會談的場合，我一定會談及的話題，就是教育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身為創價大學的創辦人，我一直盡力促進教育交流。現在創價大學正與世界十一個國家的十五所大學進行交流。迄今為止，在亞洲方面，我訪問過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的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印度的德里大學、尼赫魯大學及巴拉提大學。今年，我會訪問香港大學、泰國的朱拉隆功大學、馬來西亞的馬來亞大學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並且會透過贈送圖書，進一步擴大教育交流。
再者，作為民主音樂協會的創立人，我時刻不忘與亞洲各國的文化交流，一直從旁支持該會的各種活動。該會至今已舉辦過一連串的「絲路音樂之旅」專題音樂會、「海路音樂之旅」專題音樂會，又為了紀念日泰友好一百周年，公演泰國古典舞劇（曼羅娜），還邀請各國的國立民族舞蹈團或皇家歌舞團演出，更與中國、韓國、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印尼、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等國進行交流。我今次訪問東南亞，打算在馬來西亞等地推廣文化交流。
基於「互惠、對等及漸進」原則
我為甚麼重視教育及文化交流呢7因為我覺得現在正是最需要與亞洲人民坦誠地交流，加強互相理解的時候。
我曾指出，文化應該好像連結起人們的心的琴弦，能奏出和諧美妙的樂韻；因此，交流必須基於「互惠」和「對等」的原則。單向的文化傳導，只會在傳播文化的國民心中播下傲慢的種子，同時在接受文化的國民心中產生屈辱和仇恨的感情。
今次，除了「互惠、對等」的原則外，我還想加上「漸進」的原則，簡論一下文化交流的方法。
我很了解，越想真正推動文化交流，便會遇到越多不易解決的問題。具有不同價值體系的文化接觸的時候，當然會產生一種刺激作用，令雙方發展起來。但是，當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互相滲透時，就會引起雙方的激烈抗拒，結果使文化交流在引發創造性力量的同時，更會造成磨擦。這點很易在西歐文化滲透現代日本文化的過程中觀察得到。眾所周知，最近日本與美國及歐洲各國的貿易糾紛，根本正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價值體系有所差異所致。
日本很容易接受西歐文明的科技，甚至有後來居上之勢。然而，在精神方面，即構成文化基礎的價值體系方面，日本卻沒有達到同樣的發展程度。隨著日本經濟力量的增長，文化磨擦和經濟磨擦成雙成對地出現（例如，外國人批評「日本人太沉迷於工作」，或譏稱「日本的房子簡直像兔窟」），這使日本國民困惑不已。而令人頭痛的是，交流越是全面，磨擦就越是深刻。
當然，在傳播文化的歐美國家，也有同樣的情況。巴黎大學的L．凡地麥殊教授曾說：「我們西歐人一看見文化的差異威脅到我們的支配地位，就不能忍受這種差異。我們西歐人極輕易接受新畿內亞土著的食人習俗，卻不能容忍日本人一年只放一個星期的假。」他這番話正好清楚指出文化交流的困難。
因此，我說文化交流除了要有「互惠性和對等性」之外，同時要有「漸進性」。姑勿論那樣做是好還是壞，正如現代日本的經驗顯示，外來文化的某些方面，例如科學、技術，是可以納為己用的。然而，整體的外來文化則不能這樣移植到另一個文化上。假如急速地將一個文化強加於另一個文化之上，必定會招致社會分裂，尤有甚者，更會演變為戰爭。正因為把一個文化推介給另一個文化是困難的課題，所以才需要長時閒，以漸進的方式進行，以求互相理解，互取所長。只有這樣，文化交流才可以在和平的氣氛下進行，才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碩果。
對世界文明史有豐知卓見的湯因比博士，巧妙地把外來文化滲透的各個側面比作光線被三稜鏡所分解而成的光譜。即是說，假如光線是一個國家所輸出的文化，三稜鏡就是接受文化的國家的抵抗，而光線分解而成的光譜，就是接受外來文化的國家的政治、經濟、技術、教育、藝術、宗教等文化的各國層面。湯因比博士還指出，一個外來文化不可能被另一個文化全盤採納，因為後者各種文化側面會產生不同程度的抗拒，而且接受前者所需的時間也有差距。再者，人們往往容易接受文化的「枝葉」成分，但對構成價值基礎的成分則抱著強烈的抗拒。
因此，我希望重申，文化交流必須基於「互惠、對等」和「漸進」的原則。隨著交通、通訊工具的發展，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今後顯然會急劇增加。人類正尋求一套足以使世界合為一體，形成新世界秩序的制度。在建立這套制度的過程裏，文化交流是不可或缺的。文化交流應朝著「啟發」和「建設」的方向進行，不應重演一再出現於歷史上的「磨擦」和「破壞」。我那麼重視「互惠、對等」及「漸進」那兩個交流原則，原因也在於此。
亞洲、太平洋區的遠大未來
我反覆強調這點，首先因為在歐美各國，特別在美國，正產生回歸文化相對主義的現象。過去，歐美國家普曾育出一種所謂進化史觀。這種史觀認為，基於近代歐洲價值觀的文化是絕對而普遍的。相對於此，文化相對主義則反對這種史觀，主張歐美以外的文化也具有同等價值。尤其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視歐美為人類文明中心的一元世界觀崩潰，加上文化人類學的先驅性成就，文化相對主義成為本世紀的思想主流之一。踏入二十世紀之後，人類發現了「兒童」的內心世界、「潛意識」的性質，以及所謂「野蠻文化」好的方面。他們了解到，相對於固有的文明，以往被貶抑為「野蠻」的文化，其實有獨特的價值和意義。換言之，人類已懂得正視歷史。
然而，最近流行一種看法：文化相對的觀點，使歐美人士喪失自信，甚至引致道德腐化。結果，懷念「過去的光輝時代」的思想傾向日漸加強。這顯然是一種倒退現象。文化與人類的生活方式有直接關係，不能以財富的多寡及進步的緩速這種一元性的尺度來衡量。如果想返回那種價值觀，那只是不合時宜的做法而已。
我主張文化交流應基於「互惠、對等」及「漸進」的原則的第二個理由是，近代日本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對亞洲的政策，與上述的原則背道而馳。
過去，日本在侵略亞洲的時候，曾強迫朝鮮人改用日本姓名及以日語為國語。這些破壞文化的行為，可以說是出於對文化的無知。結果，朝鮮人民對日本的仇恨和怨憤銘刻心中，至今未消。必須指出，靠武力將自己的文化強加於別國身上的做法，與真正的文化交流不啻是南轅北轍。
日本在東南亞各國也犯了無數類似的過失。回顧過去的歷史，難怪亞洲人民在驚嘆和羨慕日本現代化成功之餘，對日本人仍很反感。
不僅過去如此，即使現在，日本人也不大關心亞洲，尤其是亞洲的文化。日本的文化交流計劃，仍使人心寒。雖然他們著眼於教育方面的交流，但是明治以來「脫亞入歐」的積習依然根深蒂固。
新加坡著名記者陸培春，曾在牠的著作裏指出：「從文化及經濟的層面而言，我們覺得日本是一個『既遠且近』的國家。因為我們在戰時被迫與日本接觸，所以不得不關心日本的事情。反過來說，本應想到『日本的命運與亞洲的命運息息相關』的日本人，卻對我們的事情一無所知，而且漠不關心。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雖然這只是一位記者的見解，卻是不容忽略的。日本人必須緊記：在亞洲人民對日本的觀感深處，多少有這種複雜的感情。
我特別深切憂慮的，就是在這數年間，日本確立起經濟大國的地位，竟然傲慢起來，聲稱「日本再沒有可以從外國學習的東西」──國際問題專家國弘正雄稱這個現象為「『日本第一』症候群」。由於對亞洲了解不足，日本人藐視亞洲的言論和行動比比皆是。這是非常危險和遺憾的專。
近來，日本有很多人討論日本作為一個「國際國家」所應抱的心態。我認為，日本如果想真正國際化，就必須首先改變對亞洲的看法，同時認真思索，可以為亞洲的繁榮作出甚麼貢獻，以盡亞洲一份子的義務。
本月，國際創價學會與聯合國、廣島和長崎市合作，在曼谷舉辦「核子武器──現代世界威脅」展覽會。我清楚知道，這類介紹廣島、長崎被炸經驗的展覽會，還是第一次在東南亞舉辦。無可否認，東南亞各國的人民對於日本的反核呼籲，至今仍採取冷漠的態度。
第二次世界太戰期間，日本令東南亞各國人民受到莫大的傷害。如果日本忘記了這段歷史，只顧強調被炸的慘禍，是難以令東南亞各國人民信服。
但是，當泰國方面的國際創價學會負責人向我提出在泰國舉行這次展覽會時，我沒有表示反對。我認為，我們固然應該深切反省日本過去所犯的錯誤。另一方面，我覺得核子武器的出現和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是人類史上具有啟示性的大事，應該讓沒有經歷過戰爭的年輕一代認識「核子時代」的意義，從而建設起新亞洲的和平時代。那就是我一直以來的希望了。
因此，我更希望擔任文化及教育交流旗手的年輕一代，今後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同時，更加積極地與各國的青年朋友互相交流。
本月七日，我很榮幸前往佛教發祥地印度，接受拉曼粲特蘭博士所頒贈的「推進國際互相了解獎」。在頒獎禮上，博士說：「本世紀的挑戰就是反暴力的青年運動。」他的話使我大為感動。
一直以來，我們以創價大學為據點，積極招收世界各國、尤其是亞洲各國的留學生。今後，我們會更積極促進這方面的活動，同時會呼籲民間的教育機構和各國的政府機關，為了二十一世紀的需求，推動更廣泛的青年交流活動。
最近，亞洲、太平洋區的經濟成長引起了舉世注意。單在亞洲一區，除了日本之外，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國或地區（NICS），以及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亦不斷成長。許多人認為亞太區將領導今後世界的經濟。
從一九六○年至八○年這二十年間，亞太區得到飛躍的經濟增長。就國民生產總值（GNP）的增長率來看，韓國、台灣、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超過了百分之八至九。
如果緞續發展下去，到了二十一世紀，東南亞地區會成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生產基地，以及世界經濟的中心。也有專家預測，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期，單是日本、台灣和韓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便佔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兩成左右。
當然，經濟現象並不能代表一切。應該注意的是，經濟的抬頭只是整個文化的活力表現的一環。如果將整個文化所表現的活力比作冰山全體，經濟成長不過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提示現代歐洲的文明前途
正如M．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R．H．陶尼的《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隆》裹的古典分析一樣，歐洲近代資本主義的勃興，不但是一種經濟現象，而且具有一個文化現象的重大含意。無論怎樣指稱經濟現象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物質化現象」，經濟現象畢竟是「涉及人的事情」，所以是一種與文化整體有關的文化現象。無論它隱藏者多少弊病，也是不能與母體的人及人類社會斷絕關係的。
如果想把日本、亞洲的新興工業國家和東南亞國家協會成員國的經濟發展理解為文化現象，就必須首先從各國層面，深入了解東南亞各個社會的固有文化。很明顯，在這些文化的根底，蘊含著一種C．G．榮格所預言的「有極大影響力的東方智慧」，不過我們在具體地指出這種智慧是甚麼的時候，必須份外小心。
有一點應該注意的是，最近有很多人討論「漢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活力。雖說儒家文化，但那並不是指儒家制度和思想，因為這些制度和思想幾乎已成歷史陳跡。去年，凡地麥殊教授所著的《亞洲文化圈時代》日語版面世。他在序言裏說：「我嘗試重新檢討西歐固有的文化。」又說：「本書旨在對西歐人的文化圈和與其性質迥異的漢字文化圈的活力，作出既根本又全面的重新評價，並揭示西歐社會超個人主義所隱藏的有害傾向。」正如他所指出，值得注意的，並不是東方具體的制度和思想，而是它們所殘存的一種秩序感──一種足以矯正歐洲的超個人主義的秩序感。
我相信這種秩序感不是單指儒家思想，而是榮格所指出的一種更廣義的「東方感覺」。我覺得這種秩序感與佛教的「緣」相通。可是，正如我剛才所說，我不想猝下結論，還是留待今後再作廣泛而長遠的採討好了。
在這裏，我想重新界定現代歐洲文明裹的「邏輯」的性質，藉以倒過來考察「東方」、「亞洲」和「東方思想」對人類未來所能作出的貢獻。
前年，在「國際創價學會之日」的紀念演講裏，我引用了法國文明評論家P．衛里尼的「欲望和意志的大小」來評價歐洲文明，尤其是近代文明。我想稍為詳細地介紹一下這點。
衛里尼說：
「在「歐洲精神」所支配的地方，可以見到種種式式的極限：欲望的極限、工作的極限、資本的極限、生產效率的極限、野心的極限、權力的極限、自然環境改變的極限、談判和貿易極限。這些極限的全體，合成了「歐洲」或者歐洲的面貌。」
衛里尼運用了一個優秀作家的凝煉語言，巧妙地表達出自己的見解。「極限」的確是近代歐洲文明的特徵：無論是好是壞，人的「欲望和意志」可以隨意擴展──不，應說無限擴展。
但是，衛里尼所說的「極限」，充滿了隱喻或象徵式的迴響。人類的力量雖然千差萬別，但是不致相差數百倍。同樣，如果以一般人的感性和本能為尺度來考慮，人類的欲求（欲望和意志）的差距也是微不足道的。無論一個人的欲望有多大，總是有個限度的，他對自己所追求的東西總會生厭。我們同樣可以感覺人的體溫和體臭也是有限度的。相反，歐洲的近代精神卻突破感性和本能的界限，引誘人們奔向極限。在這方面，歐洲近代精神可說功過參半。
有時，這種誘惑力化為金色的翅膀，使人飛向偉大、崇高的目標。有時，它又好像蛇髮妖女的目光，使見者變成石頭，在不知不覺間掉進卑劣的深淵。
在英國作家康納特的自傳式小說《黑暗的深處》裏，主角以謎樣的表現方式，描述那種魔力。他指出為何歐洲象牙商人在非洲剝削黑人而不感羞恥，然後說：
「只要你細心考察，就會明白所謂征服這片土地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它多數意味著掠奪與我們膚色不同和鼻子比我們扁的人。能夠補償這種行為的，只是一種觀念，一種在征服背後的觀念。它不是傷感的虛飾，而是一種觀念；而且，在這種觀念之中，有一種大公無私的信念──我們可以建立它，在它前面匍匐，為它犧牲。」
顯而易見，這種「觀念」的背後，有一種思想，說明了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差別，或人類之間的差別。殖民地化與基督教的傳播，竟然像「二人三足」裏的伙伴一樣並行不悖，似乎難以用常理去了解。如果視這兩件事為謀求達到「極限」的「欲望和意志」的擴張，那就不難明白了。
德國社會學家E．梅文，曾對近代歐洲社會作出中肯的分析。雖然他在二十年前逝世，可是他的宏觀史觀仍堪與馬克斯及森彼特的社會動態分析相媲美。
在他最後的著作《現代的命運》裏，海文稱近代歐洲社會為「經濟主義體制」。和衛里尼一樣，他用「擴張」一詞來代表歐洲現代化的特徵。他指出，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盈餘都變成了積蓄，因為「要擴張那個制度，就只有積蓄資本；積蓄的唯一目標，就是擴張」。
海文更指出，這個「經濟主義體制」對防止「飢餓、疾病、體弱的人死亡」十分有效，但並非正常狀態。即是說，這個制度並非一個供生命成長、發展及變化的恆久架構，而是人類沉迷於擴大生產這一固定觀念，以致犧牲了「善的生活」的一種運動。這種制度的內在理論，不但提供了它的客觀存在理由，而且令這個制度絕對化，以致它越過界限，無限地擴張下去。換言之，它具有一種漫無目的、不受控制的內在動力。
海文的分析，符合了衛里尼和康納特的見解，清楚地道出近代歐洲社會制度的特徵和功過。梅文了解到它的功過後，把「經濟主義體制」描述為「返回正途的最有效的迂迴之道」。
即是說。雖然近代的「經濟主義體制」並非人類社會的正常狀態，而是「迂迴之道」，但對解決飢餓、疾病、夭折等問題非常有效。所以，它是必要的壞事。
海文寫成這本書已有約二十五年。他所指的「擴張」，以及衛里尼所說的「極限」，給人類史遺下了不良影響，而糾正這些不良影響，已成為越來越迫切的課題。換言之，如何恢復生活和社會裏的「人性」，不僅是亞洲的問題，而且是全人類的問題。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人類會陷入前所末有的混亂狀態。我前年提議設立「亞洲、太平洋和平及文化機構」，正是想廣泛地、全面地解決這個人類史上的重要問題。
今年，國際創價學會將在香港舉行第九屆世界青年和平文化節。這個文化節象徵了亞洲向著二十一世紀的新出發。可以說，它是一個將焦點放在亞太地區的青年慶典。
一直以來，亞洲有不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所以很難有一致的發展。可是，我們今後應考慮如何融合傳統和現代，使不同的因素調和起來，以便實現亞洲全體性的調和發展。
正因如此，我提議設立「亞洲、太平洋和平及文化機構」，就是從和平的互相依存觀點，謀求亞洲的新發展。在開始的時候，亞太區各國，可以設立定期的會議制度，商討「和平」「裁軍」「發展」及「文化」等主要問題。如果環境許可及條件齊備，再把它轉為永久的審議機構。正如我前年所說，要發展這樣的組織，最好採取彈性的做法，先從可以著手的地方開始，再本著互相信賴的原則，逐漸建設起一個可供各國商討問題的永久機構。
亞太區雖然跟歐洲的環境和條件完全不同，但我們應該注意到歐洲共同體和它對整個歐洲發展的貢獻。
單從維持和平這一點來看，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歐洲共同體的範圍內，一直沒有發生過侵略或武裝衝突。在同一期間，世上其他地方卻不止一次地出現糾紛和戰爭。歐洲共同體對和平的作用，是值得借鏡的。
期望商討柬埔寨問題的對話
提到維持和平這一點，希望我們首先考慮成立亞洲無核地帶。眾所周知，今年十二月，東南亞無核地帶的構想，曾在東南亞國家高峰會議上得到討論。雖然會議認為締結「東南亞無核條約」為期尚早，暫時擱置起這個構想，但是已經完成了以全東南亞為對象的反核宣言條約草案。
早在一九八五年，亞太地區的十一個國家及兩個自治區，於科克群島的拿洛頓加簽訂了南太平洋無核地帶條約。據說東南亞無核宣言的內容也與這個條約相同；現在也有計劃把朝鮮半島定為無核地帶。要是這些無核地帶連成一體，將大大地緩和亞洲的緊張局勢。長久以來，我期待亞洲境內沒有核子武器，所以致力於實現這個理想。
我所構思的「亞洲、太平洋和平及文化機構」，將為各有關國家提供一個討論共同安全保障問題的場所，以期防止戰爭，讓各國和平共存，同享繁榮，這個議論機構的有無，對實現亞洲和平的緩速有重大的影響力。
現在，對亞洲全體的和平安定有極重要影響的因素，就是柬埔寨的局勢。我想藉這個機會，探討一下柬埔寨問題。
一九七九年一月，柬埔寨的波爾布特政權倒台，韓桑林政權取而代之，成立了柬埔寨人民共和國。今年，剛好是這個政權建立的第十年。
作為一個亞洲人，我最心痛的，就是柬埔寨在戰後所受的災難和悲慘的歷史。在政治方面，由一九七五年起便掌握大權的波爾布特跟西哈努克及宋雙兩派，於一九八二年七月組成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一直與韓桑林政權敵對。
在柬埔寨境內，種種極端政策令很多人民喪命，這確是慘絕人寰的悲劇。接著越南軍隊入侵，製造了無數難民。
去年十二月終於傳出喜訊。經過了九年對立，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的西哈努克親王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的洪森總理，首次在巴黎市郊舉行會談。雖然他們強調以私人身份會面，但是他們能夠坐在同一張會議桌旁交談，就已經是劃時代的大事了。特別令我感動的，就是西哈努克親王為了以私人身份出席會談，在去年五月暫停了聯合政府總統職務。
一九七五年四月，我在北京與西哈努克親王有過一面之緣。當時龍諾政府垮台，結束了五年的內戰。我們主要談論柬埔寨的前途問題、政府結構和世界時事。這些回憶使我特別關心柬埔寨的情況。
當然，柬埔寨問題最終還須由柬埔寨人民自己解決，我也沒有意思置喙。然而，創價學會青年和平會議曾協助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推行救濟難民的活動；而且，從人道立場來說。我也不能對柬埔寨問題漠不關心。
總之，我極歡迎西哈努克親王與洪森總理能繼續舉行高峰會議。解決柬埔寨問題的最大障礙，就是頑固的互不信任的心態。要是雙方的領袖耐心地繼續保持對話，一定會有所進展，達成協議，終至於解決問題的。我衷心期待雙方的領袖通過對話，消除猜疑，培養信賴。
據專家指出，柬埔寨人民的文化認同感依然很強，他們正盼望兩個政府能達成和解。值得高興的，就是美蘇展開高峰會談，而中蘇關係最近也有改善的跡象。這些發展，為解決柬埔寨問題創造了合適的環境。我誠心希望有關的國家能以柬埔寨人民的幸福為重，努力協助該國解決這個問題。
提倡「和平及裁軍十年」
我想將話題由亞太地區轉到全球性的問題上。
今年五月，將舉行第三屆聯合國裁軍特別會議（SSDIII）。多年來，我在不同的場合上，提出了包括銷毀核子武器的裁軍建議，以及建設起和平世界的途徑。在一九七八年的第一屆裁軍特別會議（SSDI）和一九八二年的第二屆裁軍特別會議期間，我提出了裁軍和消除核子武器的具體建議。這些建議都一再強調聯合國的作用。
我所以那麼重視聯合國的作用，就是因為要探索出一個世界和平的新秩序，目前除了增強和充實聯合國維持和平的功能外，便別無他法了。
世界人士對過去的兩次的裁軍會議有不同評價，例如有人批評上次的第二屆裁軍特別會議，不但沒有削減核子武器，甚至連一枝槍也削減不到。我認為裁軍的具體成績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也得注意到這兩次特別會議確實喚起了世人對核戰威脅的認識，增強了反核的國際輿論。無可否認，國際輿論高漲，對於美蘇在去年底締結歷史性的消除中程導彈條約，有直接和間接影響。
因此，今年的第三屆聯合國裁軍特別會議，可以說負有非常重要的任務。在去年的「國際創價學會之日」紀念演講裏，我建議聯合國趁著今年舉行第三屆裁軍特別會議的機會，將今年定為「國際裁軍年」。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時候，希望今年能為世界性的裁軍運動帶來突破。
值得慶幸的，就是去年底美蘇同意簽署消除中程導彈條約這個劃時代的裁軍行動。藉此機會，我再次提議聯合國早日定立「國際裁軍年」，同時以此為起點，展開聯合「和平及裁軍十年」。
在一九六九年的聯合國總會上，由於聯合國秘書長的建議，各會員國議決將七十年代定名為「裁軍十年」。然而，在一九七八年的第一屆裁軍特別會議所通過的最後文件裏，有以下一段：「聯合國在一九六九年鄭重宣佈的裁軍十年將告結束。很不幸，我們今日距離當時總會所定下的目標，與十年前全無分別，甚至較當年的距離更遠。軍備競爭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與日俱增，其蔓延之勢遠超制約的力量。」由此可見，裁軍的呼籲差不多起不了很大實效。雖然聯合國將八十年代定為「第二個裁軍十年」，但是裁軍的整體步伐至今還是迤邐不前。
因此，我覺得定立新的「和平裁軍十年」是有極重大意義的。希望我們今年踏出第一步，在以後的十年間逐步達成人類期待已久的裁軍。
最近，世界經濟隱含著很多不穩定的因素，未來發展極不明朗；展望將來，殊難樂觀。世界人士一致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增加軍費支出，只會妨礙全世界經濟的健全成長。
今後十年，是邁向二十一世紀的關鍵時期。我希望一九八八年成為「裁軍元年」，舉世藉著民眾的力量，把擴軍的趨勢改變為裁軍的潮流。現在，世界各國互相依存的程度愈益加深。如果各國齊心合作，致力於裁軍，相信會為全球經濟開創光明的前景。我提議定立「和平及裁軍十年」，就是希望聯合國發起全球性的裁軍運動；而第三屆裁軍特別會議，正是決定這個建議的絕好時機。
聯合國是一個讓會員國聚首一堂，討論國際事務的地方，但是裁軍問題是不能單靠各國的代表去解決的；民間人士也要為和平及裁軍製造輿論壓力。在這方面，非政府組織（NGO）擔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能否張起這種國際輿論的包圍網，將決定第三屆裁軍特別會議的成敗。
國際創價學會曾與聯合國合作，在世界各地舉辦「核子武器：現代世界的威脅」展覽，作為世界裁軍運動的一環。這個展覽最初假紐約的聯合國總部舉行，其後在日內瓦、維也納、巴黎、斯德哥爾摩、赫爾辛基、奧斯陸、卑爾根、西柏林、雅典、貝爾格萊德、薩格勒布、新德里、蒙特利爾、多倫多、北京、莫斯科及曼谷等十五個國家的十七個城市舉行，廣受各界人士注意，並獲得高度評價，被譽為反核和平教育的生動教材。
經過六年的時間，這個展覽已達到預期效果，掀起了要求裁軍的世界輿論。藉著第三屆裁軍特別會議行將召開的機會，我想宣佈這個辦了多年的展覽將告結束。為了進一步配合時代潮流，國際創價學會將檢討籌備新的運動，藉以實現全面的裁軍及和平。我已將這個責任交給創價學會的青年和平委員會了。
如前所述，今年的核子裁軍主題，是削減一半戰略性核子武器。這將是預定在莫斯科舉行的美蘇高峰會談的重要焦點。我希望第三屆裁軍特別會議，會為全面禁止核試和化學武器帶來實質進展。雖然前途仍然未可樂觀，不過有關的國家還是有可能分階段實行核子裁軍，終至於銷毀所有核子武器的。要是美蘇能從對立轉為謀求新的和平共存體制，就會大大地緩和世界的緊張局勢。
我們注視全球性的和平問題時，會察覺到光靠削減核子武器並不能帶來和平。我們應該注意，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各地發生過一百五十次以上的戰爭或武裝衝突，因此而犧牲的總人數，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犧牲者的總數。在這些衝突裹所使用的武器，全部是常規武器。預料今後各國會使用最先進的技術來發展更多常規武器。
非常遺憾，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強權就是力量」的思想仍具有支配力。因此，為了抗衡這種思想，我們亟須結集起民眾的智慧和世界輿論，構想出一個和平安定、嶄新的國際社會秩序。
現在，世界正面對一個巨大的轉變期，其重要性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德國哲學家雅斯柏斯，曾將公元前五世紀左右，或公元前八世紀至公元前二世紀之間稱為「軸心時代」，藉以強調那個時代在人類史上的重要性。在這個時期，世上出現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學界偉人，例如：釋迦牟尼、孔子、老子、以塞亞、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及亞基米德等。借用雅斯柏斯的話：「人類能夠存續至今，有賴這個時代的偉人所實現、創造及思索的事物。」這個時代的特徵，就是「人意識到全人類和他自己的存在以及自己的局限」。他還把人類這些全面的改革界定為「靈性化」。
我實感到，現代正面臨一個可以稱為「第二軸心時代」的巨大過渡期。
這個「第二軸心時代」的特徵，就是具有我所指出過的「負面重力」。不用說，那就是能令人類毀於一瞬的核子武器。今日，人類正處於全球毀滅的危機。到了這個階段，人類不得不跳出國家的框框，從全球性的觀點來考慮問題，在思想上作出徹底的改變。如果過去的「軸心時代」是個人自我覺醒的時代，那麼現代的「軸心時代」就是個人的人類意識覺醒的時代。換言之，現代是要求個人立足於人類意識。
我所以強調人類面對人類史上最大的轉捩點，就是因為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很多時都可以看到「個人的人類意識」與「主權國家邏輯」的激烈對立。
隨著核子武器的出現，一個國家為了行使主權所發動的戰爭，同樣可以令人類滅亡。在這種情況下，人類的思想應超越國家的界限，從「國家利益」轉移到「人類利益」，從「國家主權」轉移到「人類主權」上面。我確信這股時代潮流是無可抗拒的。
然而，問題是：怎樣在國際政治世界裏引進新的行為規範，怎樣建立起新的國際秩序，才能夠使那股潮流更形壯大呢？在此，我想向「人類議會」的聯合國提出一個構想。我觀察最近的國際政治發展，發現傳統國家主權的絕對性有逐漸改變的跡象。
例如，美蘇在消除中程導彈條約裏加入監察和驗證的條款，也令人感覺到這種轉變。這次兩國所實行的精密監察和驗證措施，在美蘇裁軍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容許別國在自己的國境裏設立嚴密的實地監察措施，觸及國家主權的問題。美蘇兩國同意這種監察，證明了雙方已認識到，只顧國家面子，就永遠無法解決核子武器的問題。
另一件令人鼓舞的事，就是最近美蘇兩國的專家首次到對方的地下核試場地視察，以便改善監察地下核試的能力，從而開闢談判途徑，達致分期限制核試。要是最近的發展繼續下去，就有可能衝破國家主權的絕對性這道堅硬的圍牆。
時代要求「人類主權」
時代已不再容許國家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而無條件地行使武力或發動戰爭了。現代戰爭的禍害正迅速擴大，因此人類必須限制任何國家無條件地行使動用武力的主權。
一九二八年，「白里安──凱洛格公約」（非戰公約）在巴黎締結。這個條約否定以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紛爭或實行國家政策的手段。換言之，它否定戰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法學家認為，這個公約帶來了一個新時代。它不但從道德的角度譴責戰爭，而且建立了戰爭違反國際法的觀念。
當然，我們很易舉出這個條約的不足之處，但從其後的歷史發展來看，當時的國際情勢和政治條件都不容許這個條約發揮效力。
在第九屆「國際創價學會之日」紀念演講裏，我曾主張，擬定「世界非戰宣言」是當務之急。我熱切希望限制主權國家發動戰爭的權利──這種權利一向被視為主權國家的屬性。所以，儘管我知道有人可能批評我的建議尚未可行，但我仍然呼籲聯合國訂立「世界非戰宣言」。
我既非法律專家，也沒有意思談論「自衛戰爭」的對錯。我四年前作出那樣的提議，是因為我憂慮到核子時代的危機，而且自己是佛教徒，當然希望世界永久和平了。
巴黎的非戰公約已經訂立了六十年。不只我一個人感到時代已經轉變，世界各國接受「非戰」的條件正趨於成熟。在第一屆裁軍特別會議所通過的最後文件裏，載有「各國放棄在國際關係上採取武力」及「以裁軍謀求安全的時機已經成熟」等字句。這份文件是由全體會員國一致通過的，所以具有重大意義。
新時代即將來臨。我們應改變固有的想法，結合民眾的力量，向著新的和平時代邁出第一步。
今年是「世界人權宣言」在第三屆聯合國總會上發表的四十周年。為了實行這個宣言，以及賦予它法律的約束力。聯合國在發表宣言後，起草了「國際人權公約」，規定及簽署國遵守這個公約。
我提議效法這個先例，在聯合國通過「世界非戰宣言」，制訂「世界非戰公約」，讓各國共同簽署。更理想的就是各大洲因應本身的情況，訂立歐洲非戰條約、亞洲非戰條約、美洲非戰條約及非洲非戰條約等等。
一談到世界非戰，或者會予人癡人說夢之感。但我希望大家能回憶起一件史實：二十多年前，美蘇兩國曾在聯合國認真討論毀滅所有軍備。一九五九年，在第十四屆聯合國總會上，蘇聯總理赫魯曉夫演說，建議銷毀所有軍備。這個提案詳列全面裁軍的細則。
同年，在聯合國總會全體會議上，與會國家一致通過了「八十二個聯合決議草案」，呼籲全面裁軍。
一九六一年，美蘇就「裁軍談判八原則」達成協議，並在聯合國總會上發表協議公報。同年九月，美國總統肯尼迪首次在聯合國發表演說，提出名為「在和平世界裏全面徹底裁軍計劃」的銷毀軍備新方案。
一九六二年，美蘇兩國向新成立的十八國裁軍委員會提出了全面徹底裁軍條約草案，供委員會審查。非常可惜，一九六二年之後，美蘇兩國竟進行軍備競賽。現在，我們正踏入新的裁軍時代，世界各國應本看重新開始的精神，返回裁軍的原點。
期待第三屆裁軍特別總會的成功
我希望「世界非戰公約」和「世界人權公約」會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兩大支柱。我們應以這兩大支柱為軸心，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
當然，我知道這條道路並不是平坦的，所以我要求結集起期望和平的世界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我曾提議設立一個以聯合國為中心的民間機構──「維護聯合國世界公民協會」，作為集合民眾力量的據點。在此，我希望世界人民獻出智慧，集思廣益，共同構築起新的世界秩序。
去年，我以一個支持聯合國的平民身份，提議定立「聯合國世界公民教育十年」。因為我覺得，要在世界上實現永久的和平，培養和結集起具有「世界公民」意識的人士，就是當前急務。
這個教育課程的具體內容，應包括當今人類亟須優先解決的課題，如環境、發展、和平及人權等等。這四個課題需要從一個超越國界的「世界公民」觀點來進行研討。這些課題互有關連，而且都是人類和平的關鍵。
制訂二十一世紀「世界公民憲章」
我還想提議制訂「世界公民憲章」，作為「世界公民」教育的章本。這個憲章旨在推行包括了上述課題的全面和平教育。
雖說「地球人」意識已開始擴展開去，但是世上仍有很多源於民族或宗教對立的糾紛。「世界公民憲章」的導言應表明：各民族在文化、宗教和語言上有千差萬別，就像扎根於地球這片共同土壤的草木那麼多姿多彩；所有人都是世界公民，應從全世界的立場謀求人類的和平及幸福。
不用說，「世界公民」的立場和民族自決並無抵觸。在今日的世界，我們是極有可能一邊加深自己的民族及文化認同感，一邊放眼世界，努力建立一個人類的共同社會的。
西德總統魏茨澤克說過：「世界公民並不是無根草，只有那樣，他的人類意識才有說服力。寬容的美德，，不會在混雜著一群無根者的世界開花，只會在有民族自覺的人的地方開花。」他指出，認識世界和愛國精神並非對立，現今的歐洲人民一般都認識到自己是世界公民。我覺得他這番話很啟發性。
作為一個人權擁護者，我一直認為「世界人權宣言」和「國際人權公約」意義重大。然而，這些宣言或公約，都是主權國家之間談判的產物，並沒有談及今日極應重視的問題，例如「非政府組織」的角色、核子武器與環境破壞的威脅，以及人類的生存權利等。這數點應該加以補充。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華薩克曾回顧人權史，指出「第一代」要求公民和政治權利，「第二代」要求經濟、社曾及文化權利，而現代的「第三代」則要求人權。借用華薩克的話，這種權利就是「發展的權利、擁有健全而平衡的生態環境的權利、和平的權利，以及人類共同遺產的擁有權」。「世界人權宣言」所列出的權利，是第一和第二代所要求的權利，而「世界公民憲章」則應包括第三代所要求的人權。人權扎根於生存權利，它的核心精神在於體現「生命的尊嚴」。
「聯合國憲章」的導言提及「基本人權」和「人類尊嚴及價值」，而「世界人權宣言」的導言則載有「人類社會裏所有成員與生俱來的尊嚴」和「平等、不能轉讓的權利」。我希望「世界公民憲章」更明確地指出，人類的尊嚴和價值就是從世界公民的立場所體現的「人類尊嚴」。因此，「世界公民憲章」會以更配合時代的方式，補足和加強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及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憲章。可以說，這個憲章是人類為實現「非戰宣言」創造合適環境而努力的成果。
因此，我希望人類籍著第三屆聯合國裁軍特別總會的機會，集合世上非政府組織的智慧，致力使「世界公民憲章」誕生。
人類正要為二十世紀作總結。歷史巨流表面上的各種現象，沒有一刻會停下來，固然令我們眼花繚亂，可是我們要細心觀察真正能決定人類歷史去向的暗流。那股洪流，就是民眾的意志。很明顯，世界的人民正期待著沒有戰爭、只有恆久和平的世界來臨。
最後，我們會再次確認「國際創價學會永遠站在民眾的一邊」這個不變的精神，發誓在今年繼續為建設和平社會而勇往直前。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